安猪：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文 | 本刊记者 赵晨 摄影 | 林一

　　因为八年前一次无聊时的意外之举，北京某间写字楼的格子里少了白领余志海，却多了公益人安猪

　　当你无聊时会做什么？安猪的选择是做个志愿者。“非典”期间，安猪正好30岁，整天无所事事地宅在家里泡论坛，偶然看到某网站一则招募志愿者的帖子，于是他应声而起，从此成了一名志愿者，每周去给少管所的孩子们上课。

　　安猪还是名“驴友”，喜欢背着背包到处跑。他在一所山区小学听过一堂语文课，讲的是《钱塘江观潮》。老师对孩子们说，我们见不到大海，请大家想象一下大海吧。回到北京后，安猪琢磨着要做些什么。2004年的一天，他突然想到“多背一公斤”，那刻仿佛闪电照亮脑海，以致他“兴奋莫名，彻夜不眠”。此后他建了网站1KG，号召驴友在旅行时多背一公斤，为沿途的孩子带去一些文具和书本。响应者众。但很快，仅用晚上下班的休息时间打理网站，他渐感吃力。

　　那时，安猪的社会身份还是白领余志海，朝九晚五，灰头土脸，却假装斗志昂扬地去见客户；患有“周日周一综合焦虑症”——周日愁周一，周一怕上班。他还为自己规划了“三年资深、五年主管、十年副总”的人生，可总觉得不得劲，“压抑、无聊、没意义”。2006年，他决定赌一把，辞掉工作，全职做公益。他给了自己三年期限，“大不了再回来找工作”。

　　从此，他开始这样介绍自己，“你好，我是安猪，‘安全猪肉’或‘安心做猪’的简称，‘多背一公斤’的发起人。”

　　从一开始，“多背一公斤”走的就不是NGO路线。因为那时安猪压根儿没听说过“NGO”这个词。他想要做的是社会企业，经济独立，自己养活自己。尤其是后来，当他看到太多草根组织为了生存，一年到头疲于应付项目，以致忘了最初的使命和梦想，他庆幸于自己当年的“无知”。

　　但他选择的这条路并不好走。2006年，“多背一公斤”只有安猪一个人。他对生活要求不高，“吃喝拉撒花不了多少钱”，也不必给自己发工资，一年就这么过去了。2007年初，第一位同事来了；半年后，又一位同事加入。他开始感到压力——既能赚钱又能做好事，这样的机会似乎不那么容易找到。

　　2008年，汶川地震后，安猪和同事奔赴灾区，为那里的人们搭建了帐篷图书室、板房图书室。看上去似乎行动迅速，但灾区的真相却让安猪心生迷茫，不知道什么是自己能做的，而什么又是自己应该做的。七月的某天，阳光灿烂，他站在红白镇的山岗上，看风拂过层层小小的新坟，“那一刻，我的心从来没有如此绝望”。

　　一个月后，在昆明某青年旅馆的沙发上，看着天上的云，路边的树，和阳台上的云，一瞬间，安猪豁然开朗。他开始接受这个世界和他身处的这片土地，接受所有的一切。“它崩坏；即我崩坏，它沉沦，即我沉沦。但同样的，只要还有一盏灯在亮着，这片大陆就不会黑暗。”他在博客中写道。

　　回到北京后，他继续为“多背一公斤”而忙碌，1KG网站注册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到2008年底，他们共为“1KG”发掘出500多所需要帮助的乡村学校。一位网名“雪糕”的志愿者，在几个月内，自发组织了二三十次志愿活动。这令安猪更加坚持“1KG”的价值观：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好事，他们不需要被组织；而安猪要做的，就是设计出更好的工具，让这个过程变得简单。

　　为了给“多背一公斤”找钱，他注册了一家名为“爱聚”的公司。此时，作为一名社会创业者，安猪依然没有找到“即赚钱又做好事”的模式。

　　2009年的一次头脑风暴中，有人想到了“一公斤盒子”这个概念。像一切没有在合适时间出现的事物一样，这个天才概念仅仅是在头脑中风暴了一下，之后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接下来的两年中，安猪和他的团队依旧跌跌撞撞地尝试着所能想到的各种模式。

　　他卖过公益贺卡——老实说，那张贺卡设计得很漂亮。但很快，这一模式就夭折了。他还想继续建公益图书室。不多时，这个方案也步入公益贺卡的后尘。其实它们都谈不上失败，只是在安猪眼里，仍然与捐钱捐物的老套手法无异。

　　安猪想要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直到2011年年中的某天，一家电子商务网站的家纺频道找上门来，想跟安猪合作做点公益营销。安猪想起了两年前的那次头脑风暴，“一公斤盒子”开始重启。所谓“一公斤盒子”是这样一个概念：当志愿者拿到这样的一个盒子后，可利用里面装有的材料和操作指南，为36位学生上一节主题课。这就为那些想和乡村小学的孩子们进行交流、互动，而自觉能力有限的志愿者，提供了简便易行的工具。

　　接下来，安猪和他的团队，集结各个领域的志愿者，头脑风暴了数次，于是就有了如今我们看到的美术盒子、手工盒子、戏剧盒子、阅读盒子。《中国慈善家》采访安猪的那天下午，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自然探索盒子”的头脑风暴。这个盒子，是为了让孩子们在探索自然的同时，培养和大自然的感情。

　　安猪很看好“盒子”。这是一个开放的工具包，每个人都可免费在1KG的网站上申请。不同的人在实际操作时，可发挥各自的创意，既保证了志愿活动的主动性，又能通过反馈来丰富和完善“盒子”。有点像“维基百科”，哪怕是普通如你我，每人贡献一点点，就可以做大大的事。

　　七年前，安猪刚刚发起“多背一公斤”，那时他心中理想的志愿工作是：开放的、快乐有趣的、自信张扬的，以一种事业的形式来经营的，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也能让自己变得更美好的。如今，他偶尔还会有一些咬噬人的烦恼，比如快到月末时担心为团队成员发不出工资，但安猪觉得，“一公斤”上路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最初的心一直都未改变。

　　Q&A对话安猪

　　平等、快乐、分享

　　中国慈善家：很多人做公益，可能有这样一种心理或情结，想为那些山区的孩子做一些贡献。你有这样的心理吗？

　　安猪：没有。当初做“多背一公斤”，只是觉得很好玩，有创造性。但我并不在乎是否能改变什么。改变别人是一种很自负的想法。不管这个人多可怜，你都没有权利去改变他。这是他自己的生命，只有他自己能决定改变与否。

　　中国慈善家：但“多背一公斤”的介绍中说，“可以开阔孩子们的视野、激发想象力，传播知识和能力。

　　安猪：对啊。但并没说到改变。“改变”是涉及人的价值观的问题。“多背一公斤”是一种分享。我可以告诉孩子们电脑是怎么回事，在北京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甚至告诉他们北大、清华是什么样的。

　　中国慈善家：这不已经是蕴含一种价值观在里面了吗？

　　安猪：没有。如果你告诉他们，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更好，这就蕴含价值观了。这种事情不能做。但你不能因此剥夺人家的知情权！

　　中国慈善家：具体操作时，可能很难贯彻“平等、分享”的理念。

　　安猪：关键是，能否设计出一个很好的活动，让志愿者和孩子们都能从中体验到平等。

　　中国慈善家：最终会把“多背一公斤”或“爱聚”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安猪：这是不可知的。一开始很简单，就是为孩子们背点书、文具，后来觉得不够，就想做个社会企业，现在则是做“一公斤盒子”。但我们的方向是，努力动员每一个人，让更多的普通人参与到公益中来。我们不是在做项目，而是将项目重新设计、开源化，提供傻瓜式的工具包，使普通人也能照着做。

　　中国慈善家：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

　　安猪：可能与互联网有关。互联网的精神是开放、共享，而非封闭、控制。我的公益思路受维基百科影响很深，它是那种完全开放式的写作。传统词典，可能需要几百个专家，花几年时间才能编出来。维基百科没有专家，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者，你按照它的流程编辑就可以了，你编辑完，别人也会编辑你的，最后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完善。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也是我很关注的一点，如何让普通人通过协作产生很专业的成果。

　　不想被公益“绑架”

　　中国慈善家：你难道真的没想过去改变别人、改变世界吗？

　　安猪：改变别人，改变世界，是很可怕的思维。没事不要去改变别人吧，改不改变是别人的权利。你可以提供、服务，可能最后的结果改变了世界。

　　中国慈善家：你这种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安猪：可能跟我的阅读有关系，我看佛学的书比较多。佛家讲，表面上是你在“渡”别人，其实是由他自己决定的，每个人都有佛性。难道你是一个天生聪明的人，别人都是草包，要你去解救他？佛教强调众生平等。

　　中国慈善家：公益领域的工资偏低，大家都说是为了理想，搞得很悲情。

　　安猪：对啊。其实是被绑架了。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阶段，发现很可怕。本想做点好玩的事，但人家觉得你应该不食人间烟火。

　　中国慈善家：这是你向基金会申请资金时的感受吗？

　　安猪：基金会还好。其实更多是公众对你无形的压力。比如，媒体采访我，会问你以前工资多少，现在多少？然后回去写，“安猪放弃高薪投身公益”。

　　中国慈善家：其实你不希望这样？

　　安猪：对啊。但当时没经验嘛。第二天登报时发现，惨了，被人套住了。

　　中国慈善家：可事实是，你确实放弃了高薪。

　　安猪：但这种表述是有误导性的，这会让人觉得你是高尚的、纯洁的。

　　中国慈善家：你不想把自己搞成那样？

　　安猪：宗教认为人是有罪的。如果做公益就意味着放弃、献身，对不起，我没有这个义务。如果你要求我这样，那是在用道德绑架我。我很关注消极自由。

　　中国慈善家：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安猪：自由分两种，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是指，我做我想做的；消极自由是，我不做我不想做的。就像逼捐，大家问王石，你怎么才捐200万？他没有捐献的义务。因为有钱就应该捐，这是很荒谬的，但这居然成了大多数人的共同认识。

　　更认同“行动者”

　　中国慈善家：看到你们网站的介绍，未来会把跨界的一些东西，比如艺术、技术等，引到公益中来？

　　安猪：对，因为现在中国的公益是悲情公益，不好玩。就像《唐伯虎点秋香》里的情节，大家都在比惨。最后会导致同情心被消费，人心也渐渐麻木。我们不能把受助者看成完全弱势、等待救助的人，然后把自己当作救世主。一旦把它变成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就会加剧。

　　中国慈善家：但确实有很多弱势群体需要得到帮助，做慈善也需要恻隐之心。

　　安猪：的确需要恻隐之心。但我更喜欢另外一种方式。人的同情心是会疲劳的。慈善消费同情心，跟新闻消费同情心一样，开始可能有效，但生命力不会太长。传统慈善的问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少拷问、或回避拷问背后一些制度性的原因。

　　中国慈善家：2008年汶川地震后，你到灾区救灾。能否谈谈地震给你带来的冲击？

　　安猪：在那里，我看到跟媒体报道之外的另一面。做公益和做公民，当时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要耐心细致面对灾民，要笑，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真相。这给我很大冲击：怎么做才是有效的，才是对的？

　　中国慈善家：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公民？

　　安猪：对。公民社会是一个大的框架，NGO的存在是为了推动公民社会。而真正能代表公民社会的，是那些个人意义上的行动者。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行动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安猪：在进行公民社会实践的人。传统做慈善的人也是行动者。只要是在公共领域为公民谋求公共利益，就是行动者。我应该也是这样的行动者。这是我的身份。

　　中国慈善家：你更愿意别人把你当作“行动者”，而不是“公益人”？

　　安猪：无所谓。但我更认同“行动者”这个身份。大家对“公益”这个概念有成见，以为做公益就是做NGO、做慈善。“行动者”更灵活，更多是从自我、从自我的良知出发。

　　中国慈善家：目前你做的，都是你真心想做的，不管是从你的良知上、还是喜好上，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很棒？

　　安猪：对。我很满足的一点是，我在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方向上进行深入的思考，不断去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