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苏联解体：先天缺陷，还是错失良机？

　　杨成

　　历史总是在时光的辗转中渐行渐远的，而历史记忆总是在遗忘中被慢慢构建的。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但对全世界范围的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而言，苏联解体的原因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甚至可能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但我们必须对这一影响全人类历史进程和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作出一个阶段性的评估。

　　难以解开的苏联解体之谜

　　苏联在1991年岁末砰然倒地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预料到了这样的场景。可能所有人的心路历程都颇为相似，他们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料到故事的结局。

　　在当年3月17日举行的一项全民公决中，76%的苏联人赞成保留联盟框架，而不是将之彻底分解。最新的档案文献表明，里根总统尽管公开声称美国对苏联的战略只有一个你死我活、你败我胜的基本原则，但他强硬话语的背后却是为了压服苏联并重建起一种有利于美国的新力量平衡。

　　一位俄罗斯驻美使馆前高级外交官透露，直至1992年秋，美国才真正相信了苏联的解体不是一项有意的地缘政治设计，而此前美国人一直怀疑独联体可能只是一个过渡形式，会很快被一个类似苏联的强大国家所取代。

　　未能预测到苏联自我终结的命运甚至是欧美国家的“后苏联学”反思的首要出发点和核心命题之一，学科研究因而取代区域和国别研究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主流。但这并未使学术界对于苏联解体问题的“集体失语”或“集体乏能”从根本上得到消解。

　　20年来，我们对于苏联解体的认识不是越来越清晰，反而似乎越来越不清楚。各种观点林林总总，看起来似乎每一家观点都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但实际上这些解答远不够完善，围绕这些观点构建的知识体系远难令人信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问：我们所了解的苏联解体的所有故事是不是真实的？还是这一切都被“神话”了？知识界正在就此问题不断反思和追问，俄罗斯也好，中国也罢，西方学者同样概莫能外。

　　新的观点在争议声中开始陆续问世。有人称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有人认为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有人举证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人强调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有人主张截至苏联晚期只有极少数苏联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

　　也有人认为，在迄今人类已有的社会组织形态中，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苏联在实践与经典理论相矛盾的情况下，往往不能与时俱进，而是僵化地固守理论，斯大林模式由此被固化，苏联至少因此错过了三次改革良机。自我纠错能力的弹性逐渐丧失及过往错误的不断复制，最终使苏联的航船走入了死胡同。

　　其实，一切论争的最后都回归到两个相关联的本源问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否在于社会主义体制问题，以及这种体制问题是不是一种无法通过后天努力修正的先天缺陷。换言之，这种解体是偶然还是必然。

　　这些问题同样并非新问题，尤其是苏联体制到底是否可以被改革曾经在西方“苏维埃学”学界进行过相当长时段的辩论，并且形成了彼此之间壁垒鲜明的分野。但即便在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可能也不能将苏维埃体制一棍子打死，认为它毫无改革、改良、改进的余地，而只能接受被批臭、被打倒、被推翻的终极判决。

　　“马后炮”解释

　　正如俄罗斯政治观察家卢基扬诺夫最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围绕苏联解体20周年进行的各种国际会议的基调问题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向：如果说之前知识界更关注的是解体的必然性，现在即便不质疑导致苏联解体的客观因素，也更渴望搞清楚为什么会在彼时以这样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实现这样一场政权递嬗。应该说，问题的转变以及伴随而来的方法论转向具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

　　2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避免的是使用一种比附当前现实而进行回溯式研究的方法。在我看来，很多时候这更多的是一种“马后炮”式的解释，其逻辑是值得质疑的。就好像后苏联空间内的各种“颜色革命”，当某一政权无力抵御街头政治的冲击而黯然离场时，很多分析开始网罗该体制的种种弊端并将其视为“革命”必然性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同样的弊端可能在很多政权上都有所体现，甚至有的比当事国还要严重。

　　如果给予理性、客观、严谨的立场，我们就会从苏联解体这个命题中获取更多的问题，然后在历史的脉络感中细致地求索每一个细节问题的答案。比如，对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的苏维埃体制和作为一种理想图景的共产主义可能要做一个区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思想，可能要有一个完整的追溯；对俄国革命进程中被本土化的列宁思想，要有更具地方性知识的分析；对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固化和僵化的演变，要有更深入到具体场景的透视；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话语构建及其作用，要有新的体认；对于苏联底层民众的舆情民意，要有更感性的理解。

　　甚至我们也不能忽视偶然因素的作用。正如美国新任驻俄大使、著名的俄苏问题专家麦克福尔所言，结构性因素可能在中长期条件之下才会起到较大的作用，而在苏联晚期的剧烈变化及最终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可能恰恰应该更加关注关键个体的行为影响。在他看来，推动这部苏联-俄罗斯转型戏剧轰轰烈烈上演的动力是最终由这些人在关键节点上偶然作出的决定。

　　冷战遗产尚未完全消解

　　关于苏联解体，尽管没有公认的因果解释，但这一事件所带来的深刻国际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它在相当程度上开启了新的国际关系进程。

　　西方国家一般习惯于将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视为冷战终结的象征。在我看来，更妥当、更准确的方式应该是将冷战结束视为一个多起重大事件组合而成的过程。换言之，冷战的结束不光是以柏林墙倒塌为唯一标志，从更广泛意义上看，苏联解体无疑应该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而且，冷战在总体上结束了，但还有相当多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力量继续延续了下来，直接关乎到当前国际政治和欧亚地区事务的议程设置。这一点值得予以足够程度的关注。

　　从思想层面看，冷战思维至今仍在不少大国的战略思维中，占据足够的位置和拥有足够顽强的生命力。我们注意到，后冷战时代两个潮流得以平行发展，一方面是国际权力越来越分散化，国际格局越来越扁平化，非国家行为体等新的国际体系单元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大国的权力转移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影响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出现了“国家的回归”，国家利益至上且竞争更为激烈。尤其是“9?11”之后。这两个方向不是相互排斥的。

　　从结构层面看，冷战的很多结构性遗产被最近20年的全球化、地区化进程不断消解。但与此同时，很多在冷战期间构建起来的机制安排仍然存在并且短期内不会完全撤出国际议程，比如联合国等国际机制。

　　更加鲜明的例子是，苏联解体前后全球范围内从拉美到东欧到东南亚和东亚，都发生了民主化的一次次浪潮，相应的地区身份及其成员国也相继发生了转型。撒哈拉以南非洲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仍不时呈现出一种俄美对抗的结构性难题。唯一没有本质变化的是西亚北非地区。直至此次“阿拉伯之春”爆发前，该地区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基本都是冷战期间走上权力核心的。

　　苏联解体后，美国轻易获得了无人挑战的全球地位，这催生了美国动用军事力量，对国际事务横加干预的强烈愿望，也使得美国同时丧失了，对于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的严肃反思能力。美国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的战略和策略的误判，这严重影响了冷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

　　俄罗斯同样未能克服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带来的震撼。应该认识到，作为一个政治进程和作为一个社会进程的苏联解体完全是两回事。对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帝国解体的心理进程至今仍没有完成。俄罗斯从精英到大众至今仍然不能适应身份的转换，经常自然而然地忽视前加盟共和国，已经变为国际关系和地区秩序中，有完全或不完全行为能力的行为主体这样的事实，仍更多将之视为一个可以呼来喝去的客体。

　　不能急于给答案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向周恩来总理询问其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以及周总理“为时尚早”的经典回答早已成为一段耳熟能详的外交轶事。尽管这段已经被广泛“误读”的对话中，周总理言之所指的对象并非2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而是相距这两位大外交家会面时间仅仅数年的法国学生运动，但这段典故的经典意义毋庸置疑。

　　它背后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反倒并不重要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更多的是东方式的历史认知方法论。而在认识苏联解体及其影响的问题上，我们恰恰需要这种智慧。这意味着我们对历史重大事件的评估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淀。只有在资料、逻辑乃至心理上都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才有可能对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在生命周期的末年发生的林林总总作出一个较为客观的判断和阐释。

　　对于苏联解体研究议程的很多问题，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界仍然在深思，在明辨，在追溯，在体认。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唯有经历此阶段才能迎来最后的共识。或许，在苏联解体研究的国内因素方面，我们更需要像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对话所展示的智慧那样，不必急于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耐心地做好方法论、文献资料等各方面的准备，慢慢完成这个浩大的历史工程。

　　但我们当下已经越来越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处理因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遗留下的各种国际治理机制，使之在新的形势下适应全新的国际进程。而其中最关键的挑战则是，未来国际社会如何有效管理，西方衰落和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之间的，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地缘政治对抗，以及国际关系“重新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人类已经经历过一次冷战，很可能难以承担新冷战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