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辩论会] 韩寒是商业明星，还是文化先锋？

　　●韩寒：一个贪玩的青年被推上神坛

　　彭晓芸

　　韩寒终于不“插科打诨”了，但人们混乱了。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韩寒近日在博客连续抛出三篇文章，文风大变，板起面孔“论革命、谈民主、要自由”，有人将其要旨归纳为三句话：“革命不可为，民主不能急，自由需跪求。”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关于“革命”的话题并不新鲜，各大报纸杂志各有精彩专题，至于“民主”，俞可平的专著《民主是个好东西》早脍炙人口，而关于“自由”，那更是一个日常词汇，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更是早由严复于百余年前翻译（严复译本当时名为《群己权界论》）。这三样东西经由韩寒这一演绎，竟引发全民对“革命、民主、自由”这些宏大概念说三道四，除了韩寒的明星效应，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任何一个国民都关切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次韩寒可真成了“燃灯者”。

　　恰如人们还没有就革命、民主、自由等概念指什么达成共识就开始大谈特谈要不要的问题，人们也没有就韩寒的角色、定位究竟是什么，就展开功过是非论，仿佛非要辩出个输赢，进而表态支持韩寒抑或抛弃韩寒。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论辩，比缜密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表达饥渴，因为谁都怕说迟了，“这事儿都过气了”。

　　学者们多指出韩寒在谈论这些宏大命题方面的知识缺陷，也有同为文化名人的易中天力挺韩寒，赞同韩寒对文人的不屑和不信任。在美国任教的华人学者薛涌则撰文说：“读到这些文字，先抛开其中的诸多谬误不说，最让我吃惊的是，韩寒作为青年偶像，思想却很老，似乎更接近‘40后’、‘50后’。”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侧重的要旨显然很不一样，简单地评价谁的观点更重要恐怕流于简单。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还原韩寒的角色以及抽离就人论人的语境，回溯一下韩寒究竟是怎么炼成的，这说的其实已经不是韩寒本身，而是社会是如何塑造韩寒的，这种塑造透露了某种集体无意识和微妙的社会心理，几可视为解剖时代的密码。而解剖这个时代，显然比解剖韩寒本人来得重要得多。

　　如果仔细回顾韩寒的媒体形象，大约可以这么说：早年，他是一个少年写作天才，七门功课亮红灯而在高中退学，因小说《三重门》的出版而进入公众视野，此后，如《纽约客》的记者欧逸文所说的，“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因门户网站的推荐，因嬉笑怒骂的博客文章引起草根极大的共鸣，他成为博客火热的时代里，与徐静蕾并列的博客明星，就像今天微博(http://weibo.com)时代的姚晨那样。当然，微博时代的明星更难当一些，这种交互式传播的方式，导致网站虽然可能操纵粉丝的数量，却无法操纵传播的规模，博客时代，后台将文章推荐到网站首页，获得点击量证明了博客依然是个编辑时代，而微博，每一个人自主的转发和评论使得受众浮出水面，读者犹如拥有了投票权，因此，微博和博客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机制，如果那是一个真实世界的话，差异犹如威权到民主的区隔，尽管微博仍有粉丝买卖等水分，但这就像有买卖票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民主社会的本质。

　　但韩寒并没有跳进微博，还发表博客文章对微博表示不屑。当然，微博的碎片化信息似乎妨害安静的深度思考，但实时的互动的模式，在制度层面，已经将博客这种单线传播的陈旧模式彻底抛弃了。欧逸文还说：“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唯一”恐怕未必，但此言道出了韩寒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他是一个有能力消费政治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润的高手，韩寒曾经说过：“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这说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走钢丝般的繁荣其中的要义。

　　在透明的商业规则之下，说真话而获得商业效益乃至超额利润，是无可厚非的。我曾撰文阐述这一点，当说真话能够获得超额利润，那只能说明，说真话是一种稀缺品质，这符合市场原则，说明当下还是“沉默的大多数”。但谁也不能保证，说真话能够永远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微博的发展，说真话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这就要求说有技术含量的真话了，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试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战。

　　薛涌建议韩寒要读书，许知远对欧逸文说：“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去年4月，基于媒体人对韩寒现象一边倒的舆论的焦虑，我们曾经在《时代周报》做了一组专题，名字叫做《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对于韩氏话语的大肆流行泛滥的隐忧，做了全方位的剖析。专题提出，韩寒长期以插科打诨的姿态调侃政治，这相当于拆房子，但是，终究还是要建房子的，我们担心，届时韩寒以及深受韩氏话语影响的读者，忘记了房子是如何建的了。

　　在这组专题推出之后，我又写了一篇编辑手记—《青年人，读韩寒还是读许知远？》，这并非要将韩寒与许知远对立，非得二选一，而是基于这样的深切忧虑，同样是青年偶像、青年文化人，许知远代表了一种更为深广的思考，韩寒代表了网络的草根精神，但后者的火爆程度远远超过了前者，这是大众媒体以及读者的一种自然选择吗？这种选择背后的逻辑和社会心理是什么？搞清楚这一点，也许对我们很重要。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许知远会如何看待韩寒现象，但很快，许知远便写了一篇评价韩寒现象的文章，叫做《庸众的胜利》，虽也流传甚广，但无论如何，不能和今天由韩寒亲自引发的这场大争论的火热程度相提并论。这篇文章，比之我的短文《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李铁的《韩寒什么时候会OUT》，更为犀利直接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民粹倾向的时代：“韩寒说出一些聪明话，时代神经就震颤不已，这是庸众的胜利或民族的失败。”

　　我赞同许知远敏锐的判断，人们给予韩寒廉价的赞美，给予韩寒不可承受之重的期待，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小”。人们并不关心真实的韩寒是怎样的，也不关心韩寒是否可能承受这样的期待，总之，他就是这样毫无商量地成为了一个带有反抗意味但又无比安全，还能寄托一点点文艺青年的小资的时代标签。人们没有注意到，插科打诨的游戏姿态表述的政治表情，那是戴着面具、戴着脚镣的舞蹈，谁也看不见背后真实的面孔。

　　韩寒终于摘下了面具，人们却惊呼：他怎么变了，他勇敢了，他堕落了……其实，如果不出意外，韩寒并没有变，只不过是他戴着面具的时候，你没有好好识别他。某种程度上，我们应当承认，当韩寒用不娴熟的甚至在学者眼里蹩脚的话语谈论时代的重大命题的时候，是这个时代进步了，那个风中的少年，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奔跑而已，甚或，他本来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奔跑，但由于此前那些狂热的崇拜已然把韩寒从风中拽走，一厢情愿地以加速度对这个少年施以“大多数暴力”，硬生生地把一个贪玩的青年推上了神坛。

　　我不想与之争论那些宏大议题，诸如他不懂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区别，他轻视了民间此起彼伏的公民行动的力量，也割裂了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恰如他追求的出版权益，难道利润和他的价值理念之间，没有内在的统一吗？为何到了民间社会这里，要钱的诉求就一定是不好的呢？韩寒没有准备好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我甚至觉得，不一定要强迫韩寒去思考和回应这些问题，那样，我们依然在犯错误，在一如既往地把时代的责任推到了一个人身上，你感兴趣，你为何不自己去思考呢？为什么一定要韩寒替你想、替你喊？你自己究竟躲到哪里去了？

　　循着这一路看来，舆论风暴并不能改变韩寒什么，甚至也不需要改变韩寒。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韩寒难道没有做一个快乐的赛车手的自由吗？韩寒一定要读书，变成另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或社会活动家哈维尔吗？你问过韩寒的意愿没有？你看见韩寒的自问自答当中，表现出来的对这种社会期待的叛逆没有？韩寒一直在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抗争，这是他的本色。他一点也没有变，一直站在那里，只是我们不停地变换各种眼镜在看他，他是真实的中国文坛“坏小子”，我们要做的是摘下各色眼镜，重新看一眼“被现象”了的韩寒，然后和他一起，既不是交叉，也不是齐步，仅仅只是平行地，学习各自走路。

　　作者系知名媒体人

　　○韩寒只是跟知识分子聊聊

　　钟晓慧

　　2011年岁末，韩寒连发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在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中掀起讨论。针对文章的内容以及事件本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我读后的第一感觉是，借这三篇文章，尤其前两篇，韩寒想跟知识分子们聊聊。也就是博文中假设的提问方，或者行文中提到的“文化界”、“文化人”和“知识界”（下文统称知识分子）。谈点什么呢？说说他这些年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现实。

　　韩寒想说的第一条信息是，你们所过的生活、所感受到的社会现实，跟普通老百姓的很不一样。大部分老百姓觉得自己活得挺自由的，也没有谁频繁遭受巨大的不公正。与韩寒的观察相似，有位政治学专业的老师曾经在饭局上提过中国人的“大自由与小自由”。他说中国人在微观生活层面享有很大的自由，诸如送礼加塞、大声喧哗、随便闯红灯，与研究者所理解的（大）自由不太一样。我自己也对一些年轻人做访问，不少人觉得生活确实有很大压力，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整体而言在逐步改善。与知识分子的感受不同，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觉得生活过得挺自由自在的。中国太大了，社会现实有多面向，不同代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存在着多个、而非一个真实的“中国”，而大家对“真实”的理解和感受是分裂的。这点是常识，却常常被忽略。

　　我读到的第二条信息是，你们天天忧虑的事，跟普通老百姓关心的事也很不一样。与知识分子关心的民主选举、司法公正、言论自由等这些不同，一般情况下普通老百姓更关心如何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其实又有谁不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呢？只是对什么才是好的生活，大家有不同的定义。我的感觉是，至少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好的生活在当下有很具体的物质形态。比方，买上房子住得更舒适、抚养好孩子享受家庭欢乐以及炒个股票基金赚点小钱。这些是年轻人饭桌上的主流话题，相反如果有个人在席间讨论中国未来发展路向，可能就会被认为不识趣、出现冷场。

　　韩寒说中国不需要革命（revolution），但是需要更有力的改革（reform），到了老百姓嘴里，他们其实也认为要有所改变（change），这些年生活中“离谱”的事实在太多了。改变什么？列车不能再脱轨，孩子上学得安全，牛奶得喝得放心，房价不能再疯涨……因为任何一样都足以摧毁老百姓的“好生活”—衣食住行无忧，一家老少整齐。对于自由、民主、公平、正义这些词，知识分子第一反应也许在想，是怎样的民主形式呢？老百姓则可能在想，这些跟我想要的好生活、想要的社会变化又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它们有很大关系。但是，知识分子得用生活化的语言，说清楚为什么这些看似宏大抽象的政治词汇，贴地而行就是我们微观生活的具体幸福，才有可能在最基础的价值层面形成社会共识。“老百姓竟然要当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这本身值得知识分子深思。

　　变化的可能性在哪里？我读到的第三条信息是希望在年轻人、在互联网。在我的访问中，不少年轻人也展示出作为公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权利意识；哪怕是那些声称“不搞政治”的年轻人（大家对搞政治有不同理解），其实对许多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只是轻易不说。对这些年轻人而言，他们的苦闷是家庭和朋友并不理解、也不鼓励他们针砭时弊。父母通常会训诫说，在家里说就罢了，千万别在外头讲、更不要在网上说，朋友则会觉得他们很无聊、白费劲。他们可以去哪里谈、哪里可以找到同伴呢？这些才是他们参与社会生活时面对的实际困难。知识分子们是否意识到这点，并且愿意为改变这种文化氛围、建立适合年轻人讨论的平台而努力呢？

　　韩寒文章中的观点需要商榷，逻辑也有些问题，但是他意在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入到与主流知识分子的讨论和对话中。我是一名“80后”，这是我阅读韩寒三篇文章后的一些感受。

　　作者系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