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理性悲观之年

　　斯蒂格利茨

　　最近，有人不无讽刺地说，2011年最好的事情大概莫过于会好于2012年。同样，尽管人们对美国的政治僵局已经有了诸多疑虑，但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共和党还可以将他们的“紧缩+再分配计划”扩展到富人阶层。自动削减(预算)在2013年之前是不会发生的，这意味着2012年的负担会略微减轻一些。

　　2011年的两件更积极的事情：美国似乎终于认识到富人阶层和其他阶层——即顶层1%和剩余的99%——之间令人咋舌的差距了。此外，青年反对运动——从“阿拉伯之春”到西班牙的“愤怒”青年和“占领华尔街”的美国青年——明白无误地显示，资本主义体系大有问题。

　　但最有可能的是，2011年美国和欧洲早已是众人皆知，且迄今为止治理大为不善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将在2012年继续恶化。任何对明年的预测均以不同寻常的程度取决于政治，取决于美国(预算)僵局以什么结果收场，以及欧洲领导人应对欧元危机的能力。经济预测已经够困难的了，但在进行政治预测时，我们的水晶球里更是一团迷雾。

　　欧洲领导人一再重申其拯救欧元的承诺，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一再承诺不做应该做的事。他们已经知道，紧缩将意味着更慢的增长——事实上，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与日俱增——而没有增长，欧元区的受困国家将无法解决债务。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提振增长。他们正处于一个死亡螺旋中。

　　唯一拯救欧元的短期措施是欧洲央行买入主权债券，该措施已经遏制了利率飙升的状况。不管你喜不喜欢，欧洲央行实际上是在做主权融资。德国领导人已对此表示了不满，欧洲央行已经感到了不适，其买入举措已有所克制，并称政治领导人，而不是央行行长，才应该站出来拯救欧元。

　　但政治反应太平静，来得也太晚。最有可能发生的是更多的重复：紧缩、经济进一步疲软、失业率进一步抬头、居高不下的赤字，而欧洲领导人在抵御眼下的危机方面一直不肯动手。简言之，就是更加混乱。

　　清醒之日——当欧元区分崩离析或欧洲采取了断然措施，使得单一货币继续运行时——大概会在2012年到来，但更有可能的是，欧洲领导人会竭尽所能推迟清醒之日的到来。欧洲将承受苦难，世界其他地区亦然。

　　美国指望出现出口拉动的复苏，但是由于其最大客户——欧洲增长放缓(世界其他地区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只能是痴人说梦。此外，支出削减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完全展开，在此背景下，减赤僵局——以及共和党的刁难——可能意味着奥巴马政府的减税不会展期，这将削弱家庭消费。

　　这与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削减一道，意味着紧缩冲击的第一次真实效果反应将在2012年出现(尽管如今美国公职部门已然比危机之前减少了70万个岗位；但政府并没有采取反周期措施抵消私人需求不振，而是在顺周期行动，放大了经济中的问题)。与此同时，应对房地产危机——导致2008年金融市场几乎崩溃的罪魁祸首——不力的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房地产价格还将进一步下跌、房产赎回权剥夺的情况还将进一步发生，因而美国家庭的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

　　美国的两大政党似乎都不愿意直面这一事实：修补银行体系虽是必需的，但并不足以让经济重回健康(或者说，金融体系从未被真正地修复)。危机前的美国经济是依靠房地产泡沫所产生的不可持续的消费支撑的虚假生活，不可能回到2007年的老路上去。

　　但两党都不愿承认哪里真正出了问题，也不愿意给出解决基本病症的时间表。陈词滥调和无谓的安抚——空洞地号召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财政紧缩、控制福利项目等——将是美国选举年的一大特征。两党都不会拿出重组经济、减少威胁美国富强的不平等性的计划。

　　我一直是市场的严厉批评者，但即使是美国的市场参与者，如今也感到政治领袖不合格了。如果投资者是因20世纪90年代的非理性繁荣而遭受打击，那么明年他们将因理性悲观而遭受打击。毕竟，美国人仍不得不在两位领导人中做出选择，其中一位已经证明无法将美国带出经济困境，另一位还没有证明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但他可能会通过恶化不平等性和削弱增长的政策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希望事实证明我是错的，我过度悲观了。但是，恐怕下行风险会更大一些。事实上，2012年将可能是欧元实验——欧洲50年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的高峰——的终结之年。

　　果真如此的话，走出持续了太长、造成了太多伤害的2008年大衰退的希望将落空，2012年将是75年来全世界最严重的经济灾难走向更严峻阶段的开始。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