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创造一个再创业时代

　　一。看如今的经济形势，越到微观，越到基层，越觉心惊。

　　资产价格的下行，债信的脆弱，市场的不景，企业现金流的紧张，刚性成本的高位运行，驱使着新一轮的“去泡沫化”、“去杠杆化”运动；而无论家庭还是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也都是明显的。“东风才有又西风，群木山中叶叶空”，那一阵“四万亿”“借东风”的胜景之后，我们终于要承受本应更早承受的苦、难和痛。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善外部政策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多项措施，并且旗帜鲜明地表示，“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但是，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如果没有一种再出发、再创业、再创造的主观能动性，只是幻想和等待环境转暖，则企业的前景才真的堪忧。

　　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道理易知，但知易行难。

　　二。我们不少企业已经很大，他们有没有想过“变小”的问题？

　　“做小”不是要裁员砍成本，而是要回到小企业的精神，也就是直接面对顾客的那种亲近感和服务态度，那种没有官僚层级、人人都是服务员、都要投身业务的参与意识，那种费千言万语、受千难万苦的奋斗精神，这些创业企业所特有的气质，如今还有吗？

　　大如GE公司，当年的CEO韦尔奇在哈佛商学院演讲时，提出要用“开杂货店”的心态来经营GE，杂货店的特色是顾客第一，要的货都有，反应迅速，店员没架子，随到随见。

　　我们现在的情况可能是，一个规模并不大的企业，已经染上了富贵病和官僚病。

　　我们不少企业赚快钱已经有很长时间，有没有想过去赚一些“难钱”？那往往是和挑剔的顾客、技术的突破、核心的能力、管理的建设联系在一起，可是如果不在这些地方突破，会有长远的竞争力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冬天来得正是时候，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锻造真正的力量。

　　很多企业都说外部环境太差，可是你的环境会比几十年前更差吗？

　　三。我非常推崇的一位企业家是中国“化工先导”范旭东。

　　他在日本留学12年，1911年放弃日本教职回国。当时中国盐业极其落后，以土法制盐，食盐不洁，被西方讥笑为吃土。1913年范旭东只身到天津塘沽，向渔民租了间小屋，在布满盐坨的荒碱地上，独自一人开始炼制精盐的实验，终于试制出氯化钠含量90%以上的精盐。可是，精盐生产出来后没有市场，因为精盐触及到盐商、官僚和西方公司的利益，当时袁世凯以盐税为抵押对外借款，中国盐税为洋人所控。后来靠了梁启超等人的奔走，才冲破阻碍。

　　范旭东接着开始探索“变盐为碱”，也是百般周折，大难面前，他的心态从来都是“一切艰难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没有这份“搞不出碱，宁可自杀”的决绝，能突破难关吗？不能。

　　1945年10月，范旭东病逝。他不买汽车，不营大厦，月领50元工资。工人悼念他：“你死了，我们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你。”

　　范旭东的接班人侯德榜曾说：“中国人的品性，范先生在世时，早有预言，他说，日本的工业，是由困学而来，他们的天分不高，没有很大的创造力，气魄尤其小得可怜，但最后发大财的不乏其人，中国工业不如他们，中国人是困而不学，就气魄而言，要比日本人高超许多，但中国人的弱点，根本在于人生观太空虚……所以最易趋向敷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可惜天下中国人呐，于内太精明，于外太极端……”

　　我们太喜欢精明投机之学，困而不学，甚至不以困为困，反而习以为常，且涂脂抹粉地搪塞。

　　四。罗曼·罗兰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对中国企业来说，在冬天里也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我们面临的严峻形势之后，依然相信未来，热爱生活，共同创造，共渡难关。

　　“我讨厌一种人，他们把自己称为‘企业家’，实际上真正想做的却是创建一家企业，然后把它卖掉或上市，他们就可以变现，一走了之。他们不愿意费力气打造一家真正的公司，而这正是商业领域里最艰难的工作。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能真正有所贡献。”乔布斯的话，今天揣摩，恰在时候。

　　只有梅花吹不尽，依然新白抱新红。

　　问题是，你要不要立于冰天，傲雪而放？(作者为本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