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政课题

　　胡德平

　　1956年是苏联、东欧诸国、中国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为动荡的一年。毛泽东同志于当年11月12日著文《纪念孙中山先生》，以达悃诚。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有四点历史功勋：一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二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三是领导人民、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四是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国共合作。最后毛泽东还情深意切地表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毛泽东在该文件还遥想到2001年，即辛亥革命后的九十年。他认为那时，“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确实今天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占世界第一，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同时存在的问题和危险也不少）。这怎么不让他老人家高兴呢？但我们采用了另一种方式的方针、路线、政策、法律，并名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老人家可能万万没有想到，我想他也未必赞同！

　　我认为全面肯定毛泽东容易，全面否定他也容易。肯定他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识。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是按照文革以来的既定方针办呢，还是依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走一条新路，而且对此新路也需不断地严肃、认真地检验呢？我的观点是选择后者。不取后者，就没有今天的成绩，即使对今天发生的问题也可以及时改正。

　　毛泽东最后是以一个完全的阶级斗争论者，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论者走完他不平凡的一生的。1956年2月，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暴露出斯大林个人崇拜等问题，毛泽东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进行思考研究，并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由《人民日报》编辑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的倾向是批判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并指明其恶果就是“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同年10月底，东欧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我党中央仍按上次程序，针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中的主要倾向又变成批判修正主义、揭露匈牙利国内的复辟势力和帝国主义上面，反而把铁托和世界上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公开驳斥了一番。

　　我认为两论无产阶级专政文章的内部逻辑是有矛盾的，只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斯大林同志的功过和匈牙利事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要说两篇文章，哪篇更易让人接受，还是第一篇文章让人更好理解。其实一论、再论两篇文章在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极宝贵的、不断探索、前进的真理火花，如两论对两类矛盾、民主和法制、制度建设等课题的提出，都是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问题、治国理政的重要思路。这些命题都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继续发展的新内容，新形式，而且能无限发展下去，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论已发表半年多后，再论即将发表，孙中山先生的生日——11月12日，恰好正处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决定要有相当的表示，所以他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这篇文章。他的这篇文章，相当精炼，气魄很大，目光直击四十五年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他在文中写道：“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而这种贡献，在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这话不为不重，不失为中国今后努力的方向。这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的荣辱观。

　　但一个阶级斗争论者为何要提为“人类”做贡献呢？我认为毛泽东要写孙先生，总要写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吧，总要和孙先生一生“天下为公”、“博爱”、“和平、民主、救中国”的思想相联系吧。这些是否和人类，人类未来的归宿有关呢？当然有关，所以毛泽东才有这么一篇气势宏伟的内心独白吐露问世。

　　还是一个老问题，“人类”一语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吻合吗？毛泽东当时认为一点也不矛盾。他在建国前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就公开声明：人到老年就要死亡，一切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政党、国家都要随着阶级的消灭逐步衰亡，从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两论文中的最终结论也是“消灭阶级”，“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目的地”。毛泽东在强调匈牙利事件的阶级斗争，共运中的专政经验时，可能也认为借孙中山先生生日之机，谈一下“革命的民主派”、“辛亥革命”，中共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为“人类”做贡献是大有益处的。因为其后，毛泽东将要发动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把诸如“波匈事件”消极因素及时化解。在今天的人看来，事情未必这么美好，有人认为这纯粹是“引蛇出洞”。总之1956年可能是个希望之年，也可能是中国形势的逆转之年。说明该年发展趋势的客观事实是1957年、1959年、1966年。

　　今年《炎黄春秋》第十一期有篇文章，值得认真阅读。它是一篇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人类未来命运的文章。文章说，恩格斯在1886年为美国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附录、1892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版导言里和1892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中都讲了这样一段话：“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里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们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3—424页）

　　我党在革命胜利之前，大谈抽象的人类命运固然“不仅不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但我党胜利执政以后，而且完成了对资改造，这一类抽象的人权、人性、人类命运、人类事业命题，就有了具体化的可能性，就应对世界上一切反人类的罪行予以谴责并持以反对的立场。我国的国体、政体就可以包容全民利益，并建立起相应的政治体制来了，就可以研究全人类崇高的正义事业和如何逐步解放的问题。毛泽东谈到2001年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无疑这是对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这是物的方面，但精神方面呢？我认为还应该把社会主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宪法、宪政贡献给世界，贡献给人类的进步事业。这才是超越中国革命民主派，忠诚于科学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任务。

　　（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