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真相 那些用生命报道的记者们

　　方亮

　　2012年2月22日清晨，叙利亚霍姆斯市Baba Amr区，一颗叙利亚政府军的火箭弹追上了正在撤离的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女记者玛丽·科尔文，巨大的爆炸为她近30年的战地记者生涯画上了惨烈而光荣的句号。与她一起殉职的，还有自由摄影师雷米·奥奇力克，一位来自法国的28岁小伙子。

　　有一种生活，因为危险，让人时时体验肾上腺素激增的快感。就像同样殉职于战场上的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所言：“战斗可以让摄影师肾上腺素激增，极易上瘾，饮酒、美女、吸毒都无法与它相比。”但因为神圣，这种生活也让人倍感自豪。就像科尔文所言：“我相信，新闻报道能让残忍懂得收敛。”

　　这种生活便是战地记者的生活。因为很多人都曾渴望体验见证历史时的肾上腺素激增，憧憬让世界的目光因自己而聚焦时的快感，甚至梦想历史的方向因自己的声音而发生改变，所以，战地记者这个行当才那么受人追捧，被人尊敬。

　　卡帕尝言：“如果长期的危险让人知道自己随时会送命，他就会把生活过到极致，真正体验其中的乐趣。”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地记者所拥有的人生必是高度浓缩的，勇敢、活力、才情、生动、快乐，所有这一切连同他们见证的历史被裹挟入信息的海洋与历史的洪流。虽仅是一个人的记录，但因为浓缩，便足以留下印记，甚至影响历史。没有他们，人们无从知晓“风暴眼”中在发生什么。没有他们，政治角逐的谁是谁非就总显得模糊，利益与道义的界限难以清晰。

　　1954年，卡帕误踩地雷死在了越南战场。死亡降临的一瞬间，他本能地按下了快门，用最后一张照片祭奠自己戛然而止的精彩一生。而当科尔文在叙利亚被炸身亡的消息在微博(http://weibo.com)空间中传播开来，她那张独眼遗像被一次次转发，新闻圈的前辈们回忆着这位同行的点滴，我浏览着科尔文生前的一张张照片：在斯里兰卡丢掉一只眼睛，在开罗解放广场带着眼罩海盗般地昂首站立，在利比亚与反抗军战士席地合影……

　　卡帕的爱人“火狐”塔罗曾有言：“有些极优秀的人，他们在战场上死于非命。有时，我会产生一种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活在世上很不公平。”

　　面对卡帕和科尔文浓缩而崇高的一生，很多人确实会因为平庸而遗憾。

　　“拯救了一支军队的人”

　　同类相残，这可谓是人类最丑陋的地方，战争则是这种丑陋的极端表现。当人们懂得反省这种丑陋，社会分工中便也相应地细化出了战地记者这一行当。人类社会开始为战争而订立公约始于19世纪中叶，而第一位战地记者也正在此时诞生于克里米亚战争中，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

　　实际上，若无资本主义报业的发展，第一位记者威廉·拉塞尔恐怕也无法获得随英军一同远赴俄国克里米亚报道战争的机会。当时，拉塞尔所供职的《泰晤士报》在英国正如日中天，让记者和编辑们成为了英国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正在此时，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这家报纸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绝佳的报道机会，尽管从来没有过向战争前线派出专职记者的先例。

　　《泰晤士报》向军方提出了申请，陆军司令哈丁觉得不应得罪这家颇有声势的媒体，便表示了同意，第一位战地记者拉塞尔准备好行装，随军出征了。

　　在此之前，报道战场上的事情从来都是职业军人的事情，他们往往将战报当做新闻发回国内。所以，当军营中突然出现一个操着钢笔而不是钢枪的男人的时候，士兵们都投来轻蔑和怀疑的目光。一位旅长发现，他的军营中居然住着一位记者，当即把拉塞尔的行头扔了出去。所有这些蔑视和不配合都给拉塞尔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

　　好在，拉塞尔并未将报道的重点放在战争的宏观进程上，真正吸引他的是战争中的士兵和战争的种种细节。至于英军胜了还是败了，打到了哪里，战况如何，官方的战报里都不会少的。而恰恰是细节才能填补公众脑海中有关战争想象的空白。

　　他仔细地对英军的军营进行了观察，然后写出这样的报道：“军营所在的这个城镇，污秽、恐怖，到处都是生命垂危的土耳其人。拥挤的小巷，散发着恶臭的棚户。死者被胡乱掩埋，有的甚至紧挨着活人堆放在一起。这里的医疗环境之差令人无法想象。医院缺少最基本的设备，而且因为缺少照料，病人们只能相互帮助。”

　　他发回了一系列此类报道，并且在其中一篇文章中问道：“在英国就没有愿意来帮助这些命苦的士兵的妇女吗？”

　　这篇报道引起了很大反响，当即便有一群女性医护人员赶到了前线，照料伤员。她们中有一位叫做南丁格尔，正是她奠定了现代护理体系的基础。

　　接着，拉塞尔将目光投向了战斗过程，当然，重点仍在细节的描写上。在一篇报道中他写道：“士兵们得不到支援，其他人只能亲眼看着同胞堕入死亡，还有比这更加可怕的画面吗？1200码之外，敌人火力全开，30多支枪吐出烟雾和火焰，子弹的穿行嘶嘶作响，同胞们齐齐倒下，战马也无从幸免。”

　　在另一篇报道中，他又写道：“大雨瓢泼，寒风吹打着帐篷，帐篷里面则已经成了水沟，里面的水深达一英尺，我们可怜的士兵没有保暖，也没有防水服，这场发生在冬天的战役让士兵们都陷入了巨大的苦难当中。同他们比起来，伦敦城里乞丐过的日子简直如同王子的生活一般。”

　　一篇篇报道发回国内，毋宁说是射向政府和军方的一发发子弹。下院听取了民意，特别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军方和政府在战争准备方面的失职，一批官员因此而被罢官免职。同时，大批的给养被送到前线，英军因此而得救。不久后，他们取得了胜利。

　　当拉塞尔回到国内时，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人们都称他为“拯救了一支军队的人”。

　　弹片与白金膝盖

　　历史上第一位战地记者出色地完成了人类觉醒的良心交给他的任务——揭露战争的罪恶和丑陋。功勋与荣耀的背后自然是传奇的流传。亲历战争，为了能够将战争传递得分毫毕现，当所有人都在远离战争时，战地记者们却要竭尽全力地靠近这只将一切吞噬的巨兽。有了这份勇敢，传奇的流传就是必然。

　　1917年，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厄内斯特·海明威正赶上美国参加一战，摆在这个少年面前有3条路：参军、上大学、工作。他左眼有毛病，这堵死了参军的道路。最终，他进入了当时美国最好的报纸之一《星报》，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

　　海明威日后的作品大多与军旅和战争有关。其实，他早已注定是一个要将生命与战火相融的人，不是以战士的身份，而是一名战地记者。在报社工作半年后，他抑制不住对经历战火的渴望，只身前往意大利。身份是一名红十字会员工，但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最终还是成为了其作品的素材。

　　他与战争最初的一次接触极为短暂，只有1个星期。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天的下午，他带着巧克力和香烟来到前沿阵地，把东西分发给士兵们，然后用蹩脚的意大利语把士兵们逗得大笑不止。

　　敌军盘踞在对面，不时地向这里打枪、放炮。所有人都习惯了战火中的日子，不为所动，接着聊天。但是到了夜里，敌人打得更欢了。一个不留神，一枚炮弹在海明威不远处爆炸开来，一段枯木炸飞过来，直接击中了他的脑袋。这位握着钢笔而非钢枪的战士倒了下去。

　　他感到天旋地转，但仍可目视四周。他看到一名战士倒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似乎在大声地哭泣。海明威费力摸过去，把这名战士扶起来，用后背撑着他，向指挥所走去。他的一条腿已经没有了知觉，只是机械地挪动着。敌人又是一阵扫射，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膝盖，海明威又倒下了。

　　此时，距离指挥部只剩下了100多米。后来，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最后这100多米他是怎么完成的，反正他在将背上的战士送到指挥部后便晕倒了。

　　当他醒来，已经躺在了后方的医院里。把他炸伤的炮弹里包着大量的金属颗粒，医生已经从海明威的身体中取出了200多块弹片和金属物，有一些实在取不出来的干脆就留在了里面。他的膝盖被打烂了，后来医生不得不给他换上了一个白金的金属壳，如果那可以被称为膝盖。

　　3个月后，动了十多次手术的海明威幸运地保住了一个还算比较完整的躯体。他挺过了这次中断了其第一次战争生涯的劫难，此时，他再过几天就将年满19岁。

　　这次宝贵的战争记忆成就了海明威日后包括《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等多部作品。世界开始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来看待海明威，但谁都无法否认，在战地记者圈子里，他已然开始向殿堂级人物迈进。

　　当法西斯开始肆虐欧洲，海明威结束了他生命中难得的一段田园诗般的生活，赶赴西班牙战场。在那里，他结识了另一段传奇——罗伯特·卡帕。

　　“我痛恨战争！”

　　有许多职业带有固有的矛盾，比如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其目标达成的客观结果是警察失业。战地记者同样如此，他们分毫毕现的刻画战争，但当战争真的消失了，也便没有战地记者这一行当了。

　　由于纳粹的威胁，犹太人卡帕很早就离开了家乡，并在柏林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他报道过国际自由力量在西班牙抗击法西斯的战争。之后又辗转中国，在睡梦中见证了台儿庄大捷。之后，他再次因为纳粹而不得不远赴美国，并从那里随盟军杀回欧洲，见证二战的胜利。所有这一切的传奇之后，卡帕终于回到了家乡。在布达佩斯，他悲伤地俯视被纳粹毁掉的城市。一位友人对他说：“我觉得你是个冒险家，你希望从战争中得到刺激。”卡帕打断他的话：“你疯了吗？我不喜欢暴力，我最痛恨的东西就是战争！”

　　联想到卡帕关于战斗的那番“让人上瘾”的高论，上面这句话似乎有些虚伪。但再想到他因为战争而颠沛流离、因为战争失去爱人等等这一切的过往，这句话又显得情真意切。

　　这便是战地记者这种职业的矛盾之处了。

　　1931年，为了躲避纳粹，尚未使用卡帕这一笔名的犹太裔匈牙利人安德烈·弗里德曼来到了柏林。从这时起，他就一直穷困潦倒，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在越南战场魂归天国。

　　1936年，他和女朋友格尔达同另外一些记者开着飞机来到了西班牙。飞机降落时突然失去控制，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机身七零八落，而卡帕和他的朋友们竟然未受大的伤害。

　　这个戏剧性的开始之后，卡帕依靠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声誉。在一次战斗中，他跟20多名战士一起躲在战壕里，对面即是叛军的机枪。长官喊道：“冲啊！”战士们跃出战壕，叛军的机关枪恰也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几个战士倒在血泊里，其他的人撤回战壕。卡帕数着，每次撤回来，人数都减少一些。当他们再一次冲锋的时候，他将莱卡相机举过头顶，伸出战壕，按下快门。回到驻地后，他没有就地冲洗照片，而是将胶卷寄到了后方。

　　几天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是“著名摄影记者卡帕”了。就是那张照片为他赢得了声誉，照片上是一个正在倒下的西班牙士兵，编辑为它取了一个《倒下的战士》的名字。这成了卡帕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他在西班牙结识了此时已经名满天下的同行海明威。他们相见恨晚，卡帕仰望着海明威的大胡子，干脆以“老爹”相称，而海明威则毫不犹豫地认下了这个“儿子”。记者的圈子像水一样流动不拘，相熟的同行往往只能因为一个重要事件而短暂相聚，随后便不得不各奔东西。卡帕与海明威下一次相见时，他们已经即将前往欧洲报道盟军与纳粹的决战了。

　　他那美丽迷人的爱人格尔达一直追随着他，同他一起拍摄。为此，格尔达以“塔罗”为自己的笔名。是卡帕教他摄影的，她对卡帕极为崇拜，深信自己选择的这个男人将在未来一飞冲天。所以，他们相识之后，塔罗就一直跟着卡帕出生入死，俨然一个女版的卡帕。

　　但是，他们的爱情又很奇怪。或许卡帕在经历过战火之后曾经想找一个安稳的窝。在投入更大的战争之前，他向塔罗求婚了。出人意料的是，塔罗拒绝了。如何解释？只能说，女版的卡帕拥有同样不安分的心，同样过于活跃的肾上腺素分泌。两人心中或许都曾有过求取安稳的想法，但让这种想法在两人那里同时迸发或许就太难了。

　　如果塔罗答应了，天知道这世界上会不会少一对战地记者伉俪的传奇。

　　尽管如此，他们的爱继续着。卡帕在奔赴战场之前将爱人托付给了一位记者朋友，然后只身而去。可谁知这将是一场诀别。卡帕刚走，塔罗就又奔上了前线。结果，一场意外中，塔罗被坦克车碾在了身下，肠子都流了出来。

　　在医院，奄奄一息的塔罗只说了一句话：“我的相机怎么样了，那可都是新买的啊。”

　　众多文化界人士参加了塔罗的葬礼，她以一位女战地记者的身份得到安葬。在灵柩旁，卡帕痛哭流涕。这份痛苦一度让其想洗手不干。

　　为什么说卡帕是世界上最棒的战地记者呢？只需了解他的过往便足够了，有哪个记者能像他一样将自己的生命、爱情与战争和报道融合得如此彻底呢？

　　迷恋于战争，同时又因战争失去宝贵的东西。这是卡帕的命运，自然也是许多真正意义上的战地记者的宿命。

　　除了战争，除了那台莱卡相机，此时的卡帕不再拥有任何东西。他在与海明威呆上了一段日子后终于找到了重返欧洲的机会，因为盟军要打回去了。

　　卡帕的“大日子”到了。

　　在登陆日之前，盟军欧洲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记者们，当然也包括卡帕，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我从报纸上得知，我们将有一场大规模的登陆战！”记者们被逗得哈哈大笑。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你们可以报道任何东西，你们要让这场战争载入史册！”

　　1944年6月3日，卡帕跟随登陆部队靠近了目标海滩。早晨4点之前，他还在与其他记者赌钱。但是，当命令下达后，他跟另外2000多人迅速集结在甲板上，在沉默与祈祷中等待天亮。

　　“大家冲啊！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须战斗到底，只有这样才能保存自己！”长官一声令下，登陆战开始了。卡帕同战士们一同冲向奥马哈海滩，在一片呕吐物和尸体与残肢中间找寻向前的路径。德国人的机枪在掩体中疯狂扫射，迫击炮不断轰击。卡帕俯下又站起来向前冲，不停地用手中的相机找寻最佳角度，择机拍摄。

　　枪林弹雨中，他冲到一个矮小的掩体后面，给相机换上新胶圈，然后用手将相机举起，留下举世闻名的“血腥奥马哈”……

　　很多人都愿意把生命过得纯粹，都愿意找到能够托付一生的事业与精神追求，但真正能够找到它的，将生命演绎得绚烂无比的能有几人？细水长流是一种美，而轰轰烈烈、剧烈的浓缩生命，则更是一种大美。为何后者比前者更美？因为能勇敢地踏出那一步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他们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