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南光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在60多年的风雨历程与特殊环境中，较好地完成了各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所赋予的不同使命，其创造的历史和文化，不仅是集团自身的荣耀与财富，也是中央企业历史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不仅是澳门当代史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也已经成为共和国国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了发掘、再现和传播南光的历史和精神，本刊应邀到南光集团进行了采访，感受到南光集团不愧为一家有着厚重历史、卓越文化、敢于担当、贡献独特、勇于奉献、忠诚尽责、富有睿智的杰出公司，其作为、经验及精神，相信会给面临改革开放复杂局面和走出去的中央企业予以激励和启迪。

　　□ 大智大勇 国之砥柱

　　□ 商政互济 贡献独特

　　□ 卓越文化 润己惠世

　　□ 柯生人格 南光基因

　　□ 变革重振 涅槃新生

　　在澳门，“最杰出、最强大的是南光集团。这家公司是1949年在澳门建立的，起初被称作‘南光贸易公司’，35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澳门史1557～1999》)

　　南光公司“一向以来在澳门担当的重要角色，而该角色不仅只限于经济和企业范围内。40年来，南光公司一向发展着一个对澳门繁荣作出极大贡献的重要商业活动。而且，亦须强调南光公司在增进及加强澳门地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上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前澳门总督文礼治)

　　“ 柯正平先生一直见证和推进澳门的发展，对 ‘一国两制’ 在澳门的落实，尤其是对澳门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筹组和建设，作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同时，柯老也为抗日救国，以及祖国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和平统一事业，作出了长期的、十分卓越的贡献。”(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

　　璀璨南光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历史贡献与文化精髓

　　文 /   本刊记者 李祖荣 胡引定 罗志荣 崔小花

　　彪炳史册、青史留名，是对志存高远的个人或组织所作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或长久铭记。澳门南光公司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她虽然位列中央企业100名之后，但却是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上留下自己光辉名字的两家央企之一：“从1950年底到1951年12月，贸易部系统将有可能被美国冻结、扣留的约2.4亿多美元的外汇和物质，绝大多数抢购抢运回国。经由中共港澳工委领导设立的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积极组织货源，港澳爱国工商业家不避风险，鼎力相助，内地建设所需大量物资，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急需的药品、油料、轮胎等‘禁运’物资，被秘密运往大陆。”( 《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P121)

　　其实，这还只是南光公司可以载入史册的众多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之一。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家在内地默默无闻的中央企业，在澳门却不同凡响，具有非凡而持久的影响力。以致许多知情人说，南光公司的发展与作为及其创始人柯正平的历史贡献，构成了澳门当代史中最重要、最精彩、最恢弘的篇章，如果不讲南光历史和柯正平的历史，澳门的百年史就会模糊不清，或者严重残缺不全。

　　南光公司与新中国同龄但先于新中国一个多月成立。1949年五六月间，中共港澳工委澳门分工委负责人柯正平接到在澳门创立贸易公司的指令(《国际商报》1989年8月24日)。经过数月筹备，同年8月28日，柯正平借用新马路100号“新中行”的阁楼设立了“南光公司”。正是这家当初只有启动资金5万港元、4套办公桌椅、4名员工的公司，在日后6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在与祖国共命运、与澳门同呼吸，成长壮大为在澳门进入最早、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中资企业。在澳门回归之前，这家公司有力地促进了澳门平稳回归的进程；在澳门回归之后，为实施“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方针，推动澳门稳定繁荣和更大发展尽心竭力。

　　1989年，在南光公司成立40周年庆典上，时任澳门总督的文礼治说：“南光公司一向以来在澳门担当重要角色，而该角色不仅只限于经济和企业范围内。40年来，南光公司一向发展着一个对澳门繁荣作出极大贡献的重要商业活动。而且，亦须强调南光公司在增进及加强澳门地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上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南光40周年》)

　　2009年，在南光公司成立60周年庆典上，当时的澳门特首何厚铧说：“60年前，南光公司代表伟大的祖国，肩负起神圣的使命，在澳门扎根和奋斗。在一段漫长的岁月中，南光公司领导驻澳中资机构，团结澳门各界人士，供应社会生活所需，推进爱国爱澳事业，让广大澳门同胞时刻感受到祖国的支持与关怀，为澳门最终顺利回归祖国，作出了无可代替、实至名归的贡献。”

　　历史诠释了“南光”的深义：南光者，南国之光也！此光穿透62年时空，灿烂于政治、灿烂于经贸、灿烂于文化、灿烂于变革与重振，并将照亮未来。

　　大智大勇 国之砥柱

　　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预见到“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为了在获得政治独立后能够保持经济独立，防止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对苏联的过分依赖，于是极具远见性地对港澳制定了“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澳门政治发展史》，吴志良，1999)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也提出：“在澳门这一特殊地区，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机构与组织。”南光公司的成立，便是这一国家战略与意图在澳门的执行和体现。

　　创办初期的南光公司在支前司令部领导下，1949年至1950年的主要任务是为支援广州市解放、海南岛解放和万山群岛解放，为北方解放区输送粮食等短缺物资；1951年至1952年的主要任务是“抢运”战略物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这在内容上是经济工作，但在性质上却是作为当时最重要也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去完成的。

　　“支前”和“抢运”

　　“支前”的任务有三：一是支援广州解放。主要任务是负责把从开滦煤矿运到公海的煤炭过驳到船上，再把煤押运到广州五仙门发电厂，以保证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州的电力供应。据麦耀天回忆，当时与他同船工作的还有新中行的柯德和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运煤船每天对开往返于澳门与广州之间，不可以迟到，迟到一天广州就会停电。二是支援海南解放。1950年1月2日，中共华南分局作出《关于支援海南岛作战决定》。根据华南分局安排，南光也投入到紧张的备战物资准备工作中。琼崖纵队负责人之一的符铁民年初进入南光，肩负起领导南光在澳门为海南岛解放筹备物资的任务，大量购买大米和电台，货物一到立即安排运往内地，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三是支援解放万山群岛。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据守的广东省万山群岛发起进攻作战。为支援这次战争，南光协助开展物资补给，购买食品送到珠海。“一天之内把澳门市场的饼干全部买光了。”同时还安置了30多名在万山群岛作战中落水后被救援到澳门的解放军战士，帮助他们顺利返回前线。此外南光公司还大力支援广东度春荒。1950年初，广东各地面临严重粮荒且殃及港澳。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主席和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指示华润和南光利用归国华侨在海外的关系，设法以私人名义购入粮食，先运到香港或澳门，再设法运往广州。经过艰苦努力，在归侨蚁美厚和邓文钊先生等奔波斡旋下，大量大米分批从国外运抵港澳并转运至广州，既帮助广东渡过了难关，又缓解了港澳本地粮食困难，还有力地支援了进军海南岛部队的粮食筹措。

　　“抢运”的任务有二：一是抢运“两航起义”的航空器材。1949年11月9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在香港起义飞往新中国，一直在澳门运作的中国航空公司通信课无线电车间的员工也同时宣布起义。当起义后在澳门“信达”货栈堆积如山的中航通信器材装箱等运回国之际，澳萄当局先是下令查封，后经澳门爱国同胞紧急斡旋，澳督最终同意暂不扣留但限48小时离境。经过员工们肩扛手抬及码头工人的帮助，终于将2 477个笨重木箱全部装上3艘伪装的大木船，沿珠江经广州再换军列，于1952年2月运抵天津。经过多方合作努力，到1952年底，共运回器材15 000箱件、汽油3 600桶和其他物资若干。这批器材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用这批器材组建的太原飞机修理厂和天津电讯修理厂，后来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和电讯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抢运“禁运”物资，支援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美国加紧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1951年5月，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强迫与会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的货单，向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及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等，品种多达1 700多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先后参加禁运的国家共有45个。在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期，香港、澳门成为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为了冲破美国的“禁运”，叶剑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发展，由南光公司负责并请何贤、马万祺等爱国知名人士协助，筹措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的战略物资。

　　虽然香港和澳门是中国抢运物资回国最重要的国际口岸，但由于澳萄当局在禁运问题上较港英当局灵活，使澳门成为了中国突破封锁和禁运的薄弱环节和前沿阵地。当时内地与香港的贸易经由澳门转口的数量极大。把货物从香港运输到澳门的最大承运人是霍英东先生的东升公司，其承运的货源来自四面八方，种类丰富，在抗美援朝的高峰期天天不停。由于港英政府对禁运和封锁逐步升级，1951年，香港华润公司注册了一个小公司“兴隆行”，把从香港联系到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交给南光，再由南光负责运往国内。(《红色华润》P187)

　　“支前”和“抢运”时期是南光最紧张、最繁忙的时期，收货、验货、保护货物、押运货物几乎是南光员工全部的工作。公司的仓库天天爆满，公司门前及公司所在的街面上堆满了货物。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抢运不分昼夜，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是常事。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有孩子的员工经常数周甚至整月与孩子碰不上面，但大家无怨无悔。为了保卫公司和货物，通宵达旦地“守夜”成为老一辈员工“贯穿半生”的工作，一直到1980年才终止。在“支前”和“抢运”期间，无论是储运部、保卫组员工，还是总务部、财务部、资料室员工，都义不容辞地投身于协助验收和看护货物工作中。

　　同国民党在澳门的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仍与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奉行对国、共政府的所谓“中立政策”，这使澳门的国民党势力在一个时期仍有所发展且活动十分猖獗。据《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解析》(2004，广东人民出版社)记载，1949年10月之后，在澳门新成立的亲台社团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与共产党争夺控制权的行业组织，如：1952年12月15日成立的澳门工团总会及其下属的“自由”工会组织，1953年11月12日成立的澳门中华自由教师联合会等；一类是赤裸裸的反共团体，如：1950年～1952年的反共游击队“中一六部队”在澳门公开活动，1955年成立“亚洲人民反共联盟”澳门分会，1950年一直到1966年都在“中华民国外交部驻澳专员办事处”办公的由台湾“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所设的“流亡澳门难胞总会”以及“华侨救国总会澳门办事处”、“广东省流澳难胞同乡联谊会”、“粤澳留澳记者联谊会”、“联义社”等反共机构。

　　针对国民党在澳势力的反共活动，南光公司团结广大澳门同胞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1951年国庆期间，反共团体组织人员公开冲击南光公司。他们在公司外墙书写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口号，组织游行队伍聚集在南光公司门口捣乱叫骂，收买煽动澳门市民参加游行，把鞭炮扔进公司院内和小汽车内，气焰十分嚣张。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时任南光公司副经理的符铁民冲上房顶鸣枪示警，并带领保卫组员工和一群男职工冲出公司院门抓获带头的暴徒，驱散示威的反革命分子。由于这次反共活动扰乱了公司正常工作并危及公共安全，在南光公司抗议之下，澳萄政府才表态以后由澳萄警察维持南光公司、南通银行等中资机构的安全，禁止国民党团体组织游行活动。从此，南光公司门前设置了萄国警察岗亭，每天两班，而在澳门的国民党反共活动也由公开转入暗中破坏。

　　1956年10月10日，盘踞香港的国民党反共势力密谋发动“九龙暴动”(又称“双十暴动”)后，澳门工会积极声援香港反抗暴动，并截断送往香港的鲜活商品船只，要求严惩暴徒，澳门南光公司等中方机构同时做好应对澳门国民党可能跟随发起暴动的防范措施。

　　1966年12月3日，澳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警民冲突，为澳门历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史称“一二？三”事件。事件令葡萄牙在澳门的管治威信丧失，也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势力实际控制澳门，也因此令中华民国政府在澳门的势力被完全肃清。澳门的经验也助长了左派势力的信心，间接促成香港的“六？七”暴动。1966年澳门“一二？三”事件发生后，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委托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就澳萄当局残杀迫害澳门居民的严重事件与澳萄总督嘉乐庇接触。经过多方努力和持续的斗争，1966年12月20日，在1963年闯入中国海域但为澳萄水警捕获的7个台湾特务交回中国政府处理。1967年1月2日，澳萄政府迫于形势，全部接受广东省人民政府向澳萄政府提出的四项要求，并发出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禁止悬挂被视为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旗帜、徽章、标志等的公告。1967年1月29日，澳萄总督向广东省人民外事委员会递交的有关文件中，明确禁止台湾特务进入澳门，如再有进入将逮捕移交广东省有关部门处理，台湾设置或支持的机构和团体被查封，所有在澳门的台湾特务被驱逐出境，台湾在澳门的势力被全部清除。“一二？三”事件导致葡萄牙对澳门主权实际上的退位，(《澳门史1557～1999》P231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杰弗里？C。冈恩)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澳门的斗争中大获全胜。

　　与澳萄政府的倒行逆施顽强抗争

　　1952年7月25日，关闸口萄国哨兵向中国边防哨兵开炮数十发，中国边防军反击，双方交火两天，互有伤亡，史称“关闸事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萄有关澳门的首次重大冲突。事件发生后，中方向澳萄政府发出通牒，指出萄方不但闯入中国地界还首先开火，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并于8月2日宣布封闭关闸通道，中断中山县对澳门的蔬菜水果粮食供应。澳萄当局害怕冲突扩大中国顺势挥师南下收回澳门，遂通过何贤等华人代表联系南光公司柯正平与广东省人民政府沟通。在解决“关闸事件中”形成的由南光公司柯正平作为中方联络代表表达中国政府立场并参与中萄谈判、何贤代表澳门民主人士与中方沟通并陪同澳萄政府代表出席谈判的交流方式，成为在未建交前的30年里，中萄双方解决政治争端和沟通合作的基本模式。

　　1966年，中萄间又爆发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冲突。1966年11月，凼仔居民自筹经费兴建坊众小学，澳萄市政局强迫停工，派出警察打伤34人。事件发生后，澳门工联会、街坊总会与妇联会等社团代表到澳督府递交抗议信。12月3日，前往澳督府陈情的澳门师生代表被萄国军警殴打的消息传回市区，引起市民高度愤慨，上千名群众集合在市政厅广场抗议，澳萄当局采取血腥手段镇压，当日打伤市民63人，晚上又射杀3人；4日又打死继续上街示威的华人5人，逮捕数十人。对此，澳门广大华人市民义愤填膺，对萄人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全澳所有市场、宾馆、餐厅、摊贩一律不卖任何食物给萄人，澳门一下子变成了死城。12月19日，南光经理柯正平受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外长委托就此严重事件与澳督进行接触交涉。1967年1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向澳萄当局提出了接受凼仔居民五项条件、中华学生联合会五项要求以及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不许国民党特务在澳门活动等等四项严正要求，迫于形势的澳萄当局全部接受。经过“一二？三”事件，澳萄政府吸取教训，逐步调整改变其僵硬过时的殖民政策和手段，从而为澳门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主进步、民族融合等创造了条件。由于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受国内爆发的“石竹花革命”的持续影响，在1974年11月13日就职的澳督李安道推动下，《澳门组织章程》于1976年2月17日颁布生效，“葡萄牙管治下中国领土”的澳门政治地位初步形成，之后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确认了澳门地区的自治地位。

　　1978年1月，中萄驻法大使正式就两国建交开始谈判。4月，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邀请澳门总督李安道访问广州、上海、南京和桂林，这是澳门总督30年来的首次访华。1979年中萄建交，澳萄政府采取了8项措施体现中国主权，其中包括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事先征询中方意见，澳督每年春节到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家中拜年等。从此，南光公司在澳门以及驻澳中资企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维护澳门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首先是维护澳门人民的利益，保持澳门稳定繁荣，促进澳门平稳回归祖国，支持特区政府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方针，是南光公司长期的光荣职责，以柯正平为代表的南光人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独特贡献。在中萄建交之前的时期，以及澳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联络办公室、中国外交部驻澳特派公署与新华社澳门分社成立之前的年代里，柯正平领导的南光公司在澳门发挥着中萄双方接触、沟通、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履行着准驻澳中联办、准驻澳外交公署、准澳门新华分社的职能。事实上，澳门中联办和澳门新华分社成立早期的部分职工，就是从南光抽调或派去的。如1987年9月21日成立的新华社澳门分社，其社长周鼎原任南光公司副总经理，而其顾问柯正平则是南光公司总经理、(《澳门史略》P324)南光集团董事长。在中萄澳门回归谈判的过程中，柯正平位列中方谈判团成员第一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智慧、阅历、经验和贡献，使之于1988年担任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此外，柯正平及其领导的南光公司在外交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据《隐居澳门四十年——揭开中印(尼)友好史上一段秘闻》第53～60页记述，隐居澳门的印尼“民间外交家”司徒眉生先生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中国与印尼邦交关系等重大事件中，就曾多次通过南光公司与北京高层联系。南光在外交上的贡献，由此或可见一斑。

　　其次是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作贡献。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当年南光即通过中间商开展对台贸易，包括药材、五矿等，产品成交价值1 477万美元。1988年9月澳门与台湾实现直接通航，9月20日澳门与高雄之间的海上客运航线举行首次试航仪式。为顺应台湾同胞急切前往祖国大陆的需要，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承担了接待“华澳轮”经澳门前往大陆探亲的台湾同胞的任务，正式拉开了为台湾同胞前往大陆观光旅游、探亲定居服务的序幕，积极配合国家开展对台工作，为促进两岸交流担当桥梁角色。1991年11月12日，澳中旅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委托，决定从即日起开始为抵达澳门要求赴大陆探亲、旅游的台胞代办签发《台湾同胞旅行证明》；1992年5月，受托办理《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并持续至今。由于南光公司在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方面长期发挥的作用与贡献，2011年在北京召开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南光集团董事长许开程再次当选为海协会理事。

　　坚持爱国爱澳的统战工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范围及影响人群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工商界上层人士，主要由柯麟、柯正平兄弟负责；二是注重在澳门底层尤其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南光公司成立后，在柯正平领导下积极引领澳门华人社团支持共产党，对抗亲台社团。除了在原有社团如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慈善会、澳门中华教育会中开展统战工作，还在亲台社团组织之外成立同类型的社团组织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民主妇女联合会等，这些组织联结一起，在澳门迅速形成了一批倾向新中国、支持共产党的爱国爱澳群体，从而削弱直至肃清国民党在澳门的影响和势力，推动澳萄政府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在1950年至1970年，“加入南光就是参加革命”、“有孩子在南光工作是光荣的”成为澳门市民的普遍心声。在1966年至1974年这段时间，澳门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澳门华人成立了街坊总会自管自治，各街区设立分会。南光是下环区街坊分会负责单位，组织街坊纠察队维持治安秩序，组织防火队防火救灾，对社区情况登记造册，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帮助困难家庭，由于工作尽责尽力、细致入微，以致“夫妇吵架都到南光评理”。澳中旅公司总经理柯海帆回忆说：“一位在澳门土生土长的朋友还告诉我，小的时候当家里遇到困难或街坊邻里之间有了纠纷，找的不是澳葡政府而是南光公司。南光公司在他们心目中，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真正的‘家长’。”

　　1992年4月22日，澳门中国企业协会在澳门成立。江泽民、李鹏为协会题词，江泽民的题词是：“团结澳门各界，共创澳门繁荣”；李鹏的题词是：“实行一国两制，稳定发展澳门经济”。从澳门中国企业协会成立时起，南光公司一直作为会长单位，发挥着引领中资企业旗帜的重要作用，在澳门回归前与回归后，团结带领在澳中资企业在扎根澳门、服务澳门的同时，还积极走出去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密切了澳门与世界的联系。

　　服务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发生了排华浪潮，受害华人多达百万，很多华侨被迫返回大陆。1961年，根据周恩来总理“一定要做好华侨的转运和安置工作”的指示，为配合国家对东南亚华侨接待和转送工作，由柯正平创办了澳门中国旅行社。那时，一方面因国内3年自然灾害，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归侨有大量的邮包寄回国内，澳中旅最初的任务便是将从香港运来的邮包在澳门储存保管后再安全运回珠海、中山等地，形成了“邮包业务”。另一方面大量华侨、华裔返回大陆，在国务院侨办领导下，澳中旅直接承担了接待华侨、华裔回国或探亲的工作，为他们提供证件、住宿、旅行和货物转运服务，形成了“联运业务”。1979年7月起，受广东省公安厅委托承办《港澳同胞回乡证》(后改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1984年，成为“内地居民澳门游”6家指定接待社之一。加上80年代后期开始办理台胞证，形成了“证件业务”。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澳门史1557～1999》一书，作者杰弗里？C?冈恩多次提及南光和柯正平在澳门发挥的重要作用：“从中国的观点看，最杰出、最强大的是南光集团。这家公司是1949年在澳门建立的，起初被称作‘南光贸易公司’，35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1984年南光被一分为二：从事纯粹商业运作的南光贸易公司，(就像香港的华润公司一样)，以及负责照管中国政治利益的南光公司，(就像香港的新华社分社一样)。不像在香港(中国的很多省在香港设有运作机构)，在澳门，南光还要处理大多数中国行省的事务。”(《澳门史1557～1999》P216中央编译出版社)

　　无论是在政企合一时期的“在政言政”，还是在政企分开时期的“在商言政”，南光公司在特殊复杂的环境中，以自己的大勇大智和创造性的策略艺术，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赋予的各项政治使命。

　　商政互济 贡献独特

　　如果说“支前”、“抢运”等工作是南光成立初期的头等政治任务的话，那么保障澳门民生供应，稳定发展澳门经济，密切联系澳门与内地经贸关系，沟通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技术联系，为国家创造尽可能多的外汇，则是南光长期的重要经济任务。

　　本销业务保障澳门供应

　　南光是澳门民生的最大保障者。常言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上世纪50年代以来，南光公司为保障澳门居民的供应可谓不遗余力，可谓“衣食父母”。从1953年到1980年，南光是澳门供应的最大保障者。尤其是在澳门经济困难时期，南光正确运用和把握国家政策，全心全意地保障了澳门人民的生活必需。那时澳门人有句口头禅：“要吃粮，找南光。”据南光统计资料，从1961年到1976年，南光供应的大米占澳门大米市场的90﹪以上份额，1977年至1982年占澳门市场70﹪以上份额，是名副其实的“澳门粮仓”。“南光米仓一定有米”是多年来柯正平管理南光公司的一项根本原则。从1961年至1964年，南光出口澳门的生猪、鸡、鸭、鹅、蛋、蔬菜、茶叶、糖等占澳门市场50﹪以上，1961年至1965年，南光粮油占澳门市场的56﹪～66﹪，食品占澳门市场的54﹪～68﹪，茶叶占澳门市场36﹪～47﹪。1977年至1983年，南光供应的生猪占澳门市场的88﹪～97﹪，鸡蛋占80﹪～97﹪，蔬菜从1961年占澳门市场58﹪提高到1983年的91﹪，是澳门居民的肉菜蛋篮子。南光也是澳门燃料的主要供应者，1961年燃煤占澳门市场的100﹪，木柴从1961年的59﹪提高到1964年的80﹪，木炭从1962年的22﹪提高到1964年的66﹪，煤油从1975年到1978年保持在63﹪以上，柴油从1975年的20﹪提高到1978年的69﹪，石油产品从1981年的37﹪提高到1983年的49﹪。1963年前，南光出口100%在澳门本地销售，1963年开始转口业务后至1984年，在澳门本销的出口货值平均比重为75%。本销业务是政企合一时期南光的主营业务之一，既保证了对澳门的供应，也为国家创汇立下了功劳。本销业务联系澳门千家万户的生活，关系澳门各行各业500家南光商户的经营命脉，推动了国货在澳门市场赢得好名声，培育和巩固了广大澳门同胞心系祖国的爱国之情，为澳门平稳回归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转口业务助推国货走出去

　　1962年，柯正平派徐伟明跟随澳门经济局局长参加了澳萄政府组织的7人考察团，到莫桑比克、安哥拉、葡萄牙等国考察后，决定做转口贸易。南光联手何贤、马万祺等于当年成立澳门贸易公司，利用澳门产地证出口内地中性包装成衣制品半成品，使中国内地纺织品打入非洲市场并再转口。为适应国内需要，解决外国限制中国商品出口的问题，澳门贸易公司成为接通中国内地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渠道。最初经营的桅灯、缝纫机、樟木笼、瓷器、染布等商品销售到东西非；接着经营的中性包装棉产品出口到欧洲，转口坯布到西德、转口手帕到比利时、转口毛巾到英国，后来又转口工艺品到欧洲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澳门贸易公司曾一度被行内称为“出口王”，到1972年开始逐步转型，由主要做转口向本销零售和批发全面延伸。1979年中美建交后，南光也开始对美国做转口贸易。1978年前南光的转口贸易额低于5 000万美元，到1991年时突破2亿美元，转口额占出口货值的比重也从1963年的不足1%逐年上升，到1990年初已经占出口货值的70%。转口贸易曲径通幽，有效地助推了中国内地商品出口。

　　进口业务满足国内建设需要

　　1953年之前，南光进口的大量物资是支援前线和抗美援朝，之后则主要进口农药和地方援输品，如牛骨、马口铁等支援国内建设。1956年进口的石油最多，同时还从德国进口国内急需的关键机器，德国为此在香港设立了代理商与南光交易。由于禁运，从1950年至1970年，南光为国内进口航天物资等 “香港不能进口的物资”，发挥了特殊作用。这期间，欧美商人在广交会成交后，不方便与中国内地公司交易的，都通过设立在香港的代理公司和南光交易。1988年南光进口货值首次超过出口货值，进口业务主要为羊毛、电器和石油产品。到1993年，公司的进出口额已经达到14.6亿美元。

　　自营业务推动澳门发展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南光的粮油食品、旅游酒店、仓储运输、石油化工、百货零售部门已经成为澳门该行业的根基企业；纺织轻工、五金矿产业务有力地推动了澳门的新工业、外贸转口和房地产业发展；展览厅和举办的各种展销会成为澳门会展业的开拓者，为会展行业打下根基。

　　纺织品、抽纱业务推动澳门工业转型

　　在1970年，澳门传统产业爆竹、火柴和神香三大手工业开始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电子、制衣、纺织等轻工业。南光的轻工业品在澳门市场的占有率，从1961年的30%提高到1965年的48.6%。其中的纺织品在澳门市场的占有率从1961年的40%上升到1965年的59.35%。1967年南光创办永新公司主管全部服装业务。纺织品销售额占南光销售总额的比重，波动性地从1966年13%提高到1985年的46%。1979年南光纺织品业务的销售额所占比重第一次超过粮油食品业务所占比重，一直到1990年初期，南光贸易额的40%甚至于50%都来自纺织品。与此同时，南光的抽纱从1966年起步，1968年至1984年为繁荣期，其销售额占南光总销售的比重，从1962年的0.36%提高到1984年的23%，1985年以后开始逐年下降。

　　五金矿产和水泥业务推动澳门建筑业发展

　　南光对澳门的五金矿产业务开始于1955年。1955年至1965年之间，南光供应澳门的五金矿产占澳门市场的份额从28%上升至78%，水泥从50%上升至87%。1970年起，建筑业逐渐成为澳门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在1981年至1984年建筑业下滑期，南光供应的水泥所占市场份额从95.4%下滑至72.3%，五矿产品在48.77%至66.4%之间波动，但仍然主导着澳门建材市场。在长达30多年时间里，南光一直是澳门最大、最可靠、最稳定的建材供应商。

　　仓储运输业务引领澳门物流业发展

　　从“支前”、“抢运”到成为外贸部指定的驻澳总代理单位的实践中，南光逐步自建码头和仓库，发展成为澳门最大的仓储运输服务提供商。南光在内港共有3个码头即5号码头、5A码头、5B码头。其中5号码头于1966年建成，经过1974年扩充，将原来只有40米长的小码头改建为160米长现代化混凝土码头；1988年，南光吸纳澳门商业资金开始在内港建设160米长的5A码头，1991年投入使用；此后又在内港购置了长70米的5B码头。1987年底，南光参与投资了在路环九澳兴建的深水码头，该码头1990年投入运营。南光还大力开辟澳门与内地的直运航线。从1982年澳门至上海直运航线开通，到1985年，澳门与内地7个省市的直通航线已经达到24条。

　　南光从1981年起，将已有的码头、仓库和新建成的仓库、冷藏库组成专业仓储公司对外营业，并根据业务需要不断改善仓储条件。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在澳门对外营业的12座仓库中，南光仓库面积最大、设备的现代化程度最高。南光的运输仓储业务从1949年至2000年一直经营良好、保持赢利。进入21世纪以后，南光集团将仓储运输、码头等资源整合在一起成立南光物流有限公司，是澳门目前规模最大和最前沿的现代物流公司。

　　展览展销业务开启澳门会展业先河

　　早在1959年8月，南光就在澳门中华总商会楼下增设出口商品陈列室，在周六周日向澳门各界开放，自由参观。1964年南光连续举办了纺织品、轻工产品、工艺品、服装呢绒丝绸产品4个展销会，每天参观人数最多近1万人，展览会期间还放映电影，发布广告，大大带动了澳门人做国货、用国货的热情，不少人在意见簿上写下了做一个中国人光荣的留言。从1950年至1970年，南光的展销会主要为树立国货在澳门的形象，加强南光的本销业务。从1980年以后，南光的展销会主要是配合改革开放政策需要，帮助内地口岸单位与澳门厂商建立直接贸易关系。据统计，从1981年至1994年，共组织了各类贸易会和洽谈会150多次，总成交30多亿美元。其中在1982年至1988年间，南光展览广告有限公司共接待了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68场展销会，成交达12亿美元；1990年至1992年，由南光组织的内地来澳门举办的出口商品洽谈会、展销会分别为18场、19场和23场，成交金额为4万美元、3.5亿美元和4.64亿美元。1988年南光大厦建成后，设于大厦内的澳门展览中心，是当时澳门最大最现代化的展览馆，海南省建省后第一场涉外洽谈会、朝鲜在港澳地区的第一个商品展览会，都在这里举办。2010年南光展览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了上海世博会澳门馆内部展示设计工程，因完成任务出色，国务院授予南光展览“上海世博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在澳门特区政府、澳门中联办和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集团联合国机集团和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成功主办“2011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和“2011中国(澳门)国际游艇进出口博览会”，成为迄今为止，澳门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入场人次最多的展会，得到各方的充分肯定，为大力支持特区政府经济适度多元化政策的实施又进行了新的尝试。

　　酒店旅游业务带动澳门旅游业发展

　　于1961年组建的澳中旅，靠三个人、两张桌子起步，从初期的“邮包业务”做起——当时针对敌特破坏，周总理曾特别指示柯正平要注意安全，经过“联运业务”和“证件业务”的发展变化，到1979年10月以后，配合中国扩大开放政策实施，澳中旅开始代办外国人到中国旅游签证、开办外国人旅行团到内地旅游，形成 了“证件业务”与“旅游业务”并重的业务格局。到1985年时，澳中旅拥有的大中小豪华型旅游车超过100多辆，行驶在澳门与中国各地。进而在“证件业务”、“旅游业务”基础上，贸易、地产、酒店经营和酒店管理输出等多元化旅游业务也蓬勃发展起来，成为澳门地区规模较大、设施齐全和服务项目较多的旅游龙头企业。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澳中旅圆满地完成了国家委托的接待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央代表团和三军仪仗队、军乐团等各项重大任务。为表彰澳中旅对澳门旅游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前澳萄政府于1991年6月、澳门特别行政区于2001年12月向澳中旅颁发了“旅游功绩勋章。”

　　恩格斯说过：“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南光政治任务的出色完成，同样也是以经济职责的出色履行为前提的——保障澳门供应、推动澳门稳定发展，密切澳门与内地的经贸联系；努力扮演好“外贸总代理”角色，充分利用澳门这一特殊“窗口”“通道”，为打破封锁与禁运、沟通中国与世界、提供国内建设需要的外汇与物资，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卓越文化 润己惠世

　　南光公司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所创造的巨大精神财富，可圈可点的内容有很多。

　　以首创国内萄文班为标志的育人文化

　　1959年，巴西总统应周总理邀请访华，当时找遍全国也没能找到一个能通晓萄语的人为周总理当翻译，最后只好请澳门大众报老板蔡凌霜担任。因此，周总理下令有关部门立即着手培养萄语翻译和播音员人才。可当时中国尚没有与葡萄牙和巴西建交，难以请到萄语专家当老师及导播员，于是便一方面请巴西共产党专家前往北京任教，一方面借助澳门的特殊语言环境开展萄文教育。从1959年南光职工陈惠君、李锦淳、刘华3人成为首期学员，到1979年外经贸部派出的6名干部成为末期学员，萄文班共培养了93名萄语专业人才。首期学员陈惠君和李锦淳甫一毕业即投入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萄语翻译及读播员工作。1961年，南光公司派出一名萄语翻译员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协助创办了中国高校最早的葡萄牙语言专业。第二期学员从外交部派出，毕业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萄语外交翻译干部。萄文班学员人才济济，其中有4人担任驻外大使，多人担任总领事馆主任、商务参赞。其他学员中有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院长、澳门理工学院院长的，有在澳门新华分社法律部、调研部工作的，有担任澳中银副总、澳中旅副总、港中旅老总的，有到外语学院、国际广播电台、外文出版局、经贸旅游系统外事口工作的，也有留在南光或返回南光工作的，等等，萄文班可称为新中国培养萄语人才的摇篮。此外，南光萄文班还为澳门中资机构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萄文翻译队伍，并为星光书店、中国文教公司和《澳门日报》员工开办基础萄文口语班，为澳门中小企业开设萄语口语速成班，为内地单位、香港新华社、港中旅、香港和平书店等机构和企业培训萄语干部。长期以来，萄文班学员参与了中萄经贸交流合作的大量工作，为内地单位、企业与萄国企业往来穿针引线。萄文班还针对澳门土生萄人作了大量统战工作。萄文班积极推动澳门顺利回归，长期协助中资企业与澳萄当局高层及政府部门之间沟通谈判，并承担起协助前澳萄政府部门、电视台和萄人社团以及特区政府翻译官方刊物与文件的工作。萄文班学员参与了1966年澳门同胞斗委会与澳萄当局谈判，翻译了《澳门同胞反抗澳萄血腥镇压》画册，从1968年至1973年，出版了萄语周刊《灯塔报》，1980年代，部分学员参与了中萄建交和澳门回归的谈判工作。

　　以理想信念为支撑的责任文化

　　南光人在澳门复杂环境中履行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形成了以祖国和澳门人民命运为己任的情操、品质与胸怀，以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为支柱，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为灵魂，以爱国爱澳、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南光文化。据1949年10月15日加入南光的麦耀天回忆：“支前、抢运这个时期，可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那个时候根本无所谓上下班，大家都是轮流休息、吃东西。千万不要误会我们可以返家‘元龙高卧’，只不过是随便呆在货场、仓库、码头找个地方瞌上一会而已。就我个人而言，也曾藉着药物的帮助，为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创下了七天七夜连续奋战不睡觉的纪录。回想起来，连自己也不大相信。不要以为只是我们这群火热的小伙子才有这股劲儿，就连我们的‘老顶’柯经理，都会在任何时刻，哪怕是更深夜半，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对我们加以指导和鼓励，检查任务完成进度，为我们解决问题。同事们不但拼了命为完成任务而奋斗，而且充分显示出他们的爱国热情。我们的工资，在当时来说算是很低的了。但当公司号召大家捐款购买飞机抗美援朝时，只要力所能及的，家庭负担不重的，都自愿捐出6个月工资(先由公司垫付，按月扣还)响应号召，他们这股爱国热情，在我脑海中仍不时浮现。”

　　吃苦在前、以身作则的领导文化

　　在“支前”和“抢运”的紧张工作中，以柯正平为首的领导干部与员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守夜。麦耀天回忆：“1950年，我作为警卫员陪同符铁民副经理去海南岛，条件十分艰苦。一路上，符经理对我关心备至，有好吃的东西，他总是让给我吃，如只有一张床，他就坚持自己睡在泥地上，命令我睡床上。”在服务华侨、华裔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当时从香港到澳门的客人都是半夜抵达澳门，春节前后更加繁忙。据原澳中旅助理总经理梁伟耀回忆：“那个年头，当领导要比员工辛苦，凡事必须带头，早上搬行李，下班轮值洗厕所，饭后审阅文件，晚上还要轮值客房，所有的申请报表不能过夜。每星期两晚组织员工学习，每月拜访作为工作纽带的庄口(中介)是指定完成的任务，年轻人情绪波动还要兼顾，思想工作随时做，想方设法地组织各类文体活动来活跃员工业余生活。在每日凌晨4点半香港客轮抵达前，陈源主任、林少华副主任分头开车接居家的同事上班。”

　　“合情合理合法做事 、有理有利有节做人”的行为文化

　　在反击澳萄政府的倒行逆施、捍卫国家尊严、维护澳门同胞权益的长期实践中，在澳萄政府管理的特殊复杂环境下卓有成效地开展反击清除反共势力、反对台独、开展经贸、进行统战、维护安全等各项工作中，在南光逐步形成并由柯正平总结的“合情、合理、合法做事 ，有理、有利、有节做人”的基本原则，既是当时应对和驾驭复杂局面的领导智慧和工作艺术，也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效化解跨文化冲突提供了样板。

　　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学习文化

　　自成立以来，南光公司对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一直抓得很紧。爱党爱国爱人民、为人民服务是员工最基本的行为要求。从上世纪50年代起，8点上班后读书读报一小时才正式工作，晚上也安排学习。在早晚学习时间，安排有思想工作汇报和总结，从部门领导带头报告自己近期工作表现、思想进步状况，由大家提意见和建议，促进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的改善。

　　员工在业务上的进步主要靠实践和自学，是“师傅带徒弟”和“集体学习”。在实践中自学成才的员工比比皆是。在支援抗美援朝的紧张抢运工作中，为了避免收到残次劣质商品，验货成为对南光员工的一大考验。大家边学习边工作，努力掌握尽量多的商品知识和验货方法。通过实践摸索与到图书馆查资料学习，黎良、江启辉等一批收货的员工成了油青、黑渣、火水等方面的验货专家，当时甚至有银行和保险公司找到南光，要求帮忙为他们押汇、索赔的货品检验提供指导意见。再有如总务部资深员工李祥光，1951年8月加入南光，从做接待、搞清洁卫生开始，通过自学成为总务上的多面手，为公司安装电机、电话机、放电影、管理音响，为同事装矿石收音机，并被选派参加公司的首轮基建工作。1952年调到资料室工作的郑光滨，初期只认识26个字母，通过自学和向他人孜孜不倦的请教，成为了负责翻译英语资料的好手，做到翻译文件准确无误。1954年12月加入南光的黄秀珍，先后被分派做文书、仓务工作以及土产、工艺、粮油、服装业务工作，继而又做统计、会计工作，直到做商场经理，所有工作都是从头学起，直至做到有声有色。

　　在共同奋斗中形成的团结和谐文化

　　在南光公司，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互相关心、亲密无间。在河边新街工作期间，内派干部与未婚员工都在公司天台搭建的职工宿舍一起住，集体生活和管理。每天早晨有人领队一齐出去跑步和踢球，夏天每周组织2次海浴，1967年前周六都要与镜湖医院联谊、举办舞会。已婚同事家庭在共享厨房、卫生间和公共设施情况下，和睦相处、相互关心，年轻员工经常为同事运送大米等生活必需品。下班后已婚和有孩子的员工等先走，其余的同事如不加班，就留在办公室看书、下棋。到了晚上若仓库开工，大家都自觉去帮忙。

　　据1972年加入南光的财务部员工刘瑞琛回忆：“在进入公司的那一天，随着算盘嘚嘚的声响由远渐近，部室主任容显把我领到财务部的办公室，这个亚姨那个亚哥的介绍了一通，感受着前辈的笑语欢声，那融洽热闹的工作氛围使我的忧虑一扫而空，那一刻，南光人的热情完全感动了我，我乐做勤快的亚妹作回报。在财务部繁忙的工作中，同事们无私指导使我很快进入角色，领导循循善诱，除传授财务知识外，对财务人员必备品格与工作态度等，都一一细述兼且身体力行。记得在工作中曾偶有失误，我只懂深深自责而一筹莫展，但领导的态度不是严呵，而是积极想办法补救，把问题解决。事后，还不忘作指导：工作难免有出错时候，自责解决不了问题，重要的是知道错误，承认错误，及时纠正，开动脑筋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言传身教，使我在工作中不断成长。公司里，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协作，同事们互助互爱、和谐亲切，我想这就是归属感吧。”

　　1980年代加入澳中旅的综合部员工周伟民记得：“我见到澳门中旅的时候，公司总体规模不大，但公司上下非常的团结，真的可以说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每次接到大单的时候，是全公司最开心的时刻。各个部门齐齐动员，上上下下不分你我，一心做好是最终的目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全公司上下一同减薪，休无薪假，但大家无怨言，该坚守岗位的依然坚守岗位，齐心共渡时艰。”

　　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创业文化

　　南光的灵魂人物柯正平本身就是创业家。南光公司、南通银行、澳门日报、澳中旅是他在极其困难甚至非常危险的条件下创业并发展起来的。南光人自称是“澳门的359旅”，在国家投入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投入的条件下创业起家，自己挣钱发挥政治作用、宁可少挣钱也要履行好社会责任。澳门的旅游业、仓储物流业、会展业、粮油食品业、石油石化业、转口贸易业等非传统产业，南光公司都作了开拓性或主导性的贡献。即使在实行政企分开、探索发展新路的时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能与四大洲的70多个国家、上千家企业建立各种合作关系，创办100多家独资、合资、合作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培育国际视野。虽然其间难免失手甚至于严重失误，以致“先锋”成了“先烈”，但如果唯物辩证地看问题，总体上仍然属于改革探索中的失误，其间体现出的开拓进取精神仍然值得肯定和发扬。如果按照当时胡耀邦“允许在改革中犯错误，但不允许犯不改革的错误”的要求衡量，情况更是如此。

　　60多年来，在澳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南光文化不仅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而且在澳门社会倡导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导向，南光文化的传播、辐射和影响力，在优化着澳门的文化生态的同时，也优化着澳门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有人作了个有趣的比较，说香港由英国人统治100年，许多香港人被英国文化同化了；澳门被葡萄牙人统治400年，许多葡萄牙人却被中国文化同化了——其中南光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

　　柯生人格 南光基因

　　南光公司的经理、总经理，南光集团的董事长、名誉董事长柯正平(又名柯平，员工和街坊都亲切地称他为柯生)，既是南光事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也是南光精神、南光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在他的身上，无时无刻无不闪耀着南光人的高尚理想、坚定信念、执着使命、担当责任和爱国、爱澳、爱企业的崇高精神之光、厚重人格之光。

　　虽然目前还没有《中共在香港》那样出版中共在澳门的书籍，也没有像《柯麟传》那样的传记系统完整记述柯正平的事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新华澳报》《香港新报》《党史春秋》《深圳晶报》《澳门归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澳门史略》《历史长河》《炎黄春秋》《党史文献》《南方都市报》等众多出版物的记叙或熟知者的述说中，感受到柯正平令人景仰的人格魅力之光。

　　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1911年出生于广东海丰的柯正平，1927年参加彭湃领导的海丰工农革命军。1929年辗转来到香港，开了一家柯记烟丝店，一边学着做生意，一边从事爱国进步活动。彭湃在上海牺牲后，哥哥柯麟奉命来到香港，计划一边开药店坐诊营生，一边创造条件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由于开药店没有任何经费，柯正平将自己的烟丝店以3 000元的价格出手，支持哥哥开药店。“南华药房”既是公开的药店，又是党中央在香港的单线联络点。1935年，为了到澳门照料叶挺将军，柯麟举家移居澳门开辟新的“隐蔽战线”，药店交给柯正平负责。

　　抗日战争爆发后，柯正平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当时的东江纵队提供后勤服务。他参加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协助海外华侨回乡参加抗战，并按照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指示，将“保卫中国大同盟”捐赠给八路军的物资由香港运往内地。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柯正平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活跃在抗日前线，一大批来不及从香港撤退的干部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柯麟、柯正平等人的帮助下取道澳门转移。1943年受党组织委派长驻澳门，从此他的一生与澳门紧紧地捆在一起。行前，曾生等领导在与他谈话时要求他“长期打算、埋头苦干、打好基础”。柯正平到澳门后，在柯麟等人帮助下很快站稳脚跟，并以经商为掩护，恢复并加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与南路、海南岛等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开辟了澳门经广州至重庆南方局的交通线，设法将电台和东江纵队报务人员安全送往琼崖纵队，使琼崖纵队恢复了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为支援北方解放区的经济恢复和建设，1946年6月，东江纵队北撤山东解放区时，曾生指示柯正平继续留在澳门坚持工作，指出在澳门大有可为。柯正平联络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马万祺等合作，在新马路开设了“新中行”经营进口业务，成为屈臣氏牌汽水、洋酒和西药在澳门的总代理。生意兴隆的“新中行”，既在经济上支持党的工作又方便联络，是当时党在澳门工作的新据点。1948年，周恩来、陈毅相继派遣朱慎修、苏树德等同志来到澳门，在柯氏兄弟和马万祺的全力支持下，开辟了一条从山东、苏北解放区至澳门的海上秘密航线，将解放区的大豆、花生、中药材等土特产运抵港澳，再购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布匹、纸张、仪器设备、大小五金器材。航线开通后，供求两旺，运输繁忙，有力地支援了北方解放区的经济重建工作。因此这也成为南光公司最初成立的历史使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柯正平发动澳门的社团将濠江中学校长杜岚亲手制作的五星红旗在澳门升起，时间比广州升起五星红旗还要早一个多月。在这位曾经的原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中共澳门工委第一把手的身上，无论是在不公开、半公开还是公开的历史环境条件下，都始终闪耀着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光芒。

　　生平如史书的独特贡献

　　有人说，澳门的百年风云变迁，绕不过柯正平，他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澳门当代史。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至70年代，他参与了澳门社会政治的一切大事件，并每每处在关键位置。从营救失陷在港澳的数十位中国文化精英，到组建澳门的抗日救亡队伍，再到组建东江纵队的港澳支队，柯正平都是重要的组织者和主要干部。1945年澳门同胞“光复回归祖国运动”，1947年“澳葡和中国渔船事件”、“澳葡打死单车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颁布工会合法化事件”，1947年～1948年的“澳门各界为粤省灾民赈灾捐款运动”等等，全部有柯正平领导或参与。1953年“澳葡驱逐国民党势力出澳门”，是柯正平运筹帷幄的结果。1955年澳葡企图藉“澳门开埠400年纪念活动”宣布澳门改称“葡国澳门省”，是柯正平领导澳人举行大规模抗争行动，使之企图不能得逞。1963年的“中澳边界划定谈判”，柯正平是参与决定者。1966年澳门爆发著名的“一二？三”运动，柯正平是运动在澳门的真正领导者。1967年澳葡向中国无条件妥协后，是柯正平主导澳门的善后稳定工作。

　　柯正平十分关心澳门民生问题。澳门历史上严重缺水，他与当时澳门自来水公司负责人之一、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及澳门著名爱国人士马万祺一起商量，决定以中华总商会的名义致函广东省人民政府请求援助，终于促成珠海竹仙洞水库及银坑水库向澳门供水工程的胜利完成，解决了澳门饮水供应问题。他还牵头筑起连接广州至澳门的四座大桥，结束了澳门同胞长期在往返澳门的路途中，要过四个渡口苦等好几个小时的日子；开创了中国以桥养桥、以路养路的先河；密切了澳门与珠三角地区的联系。

　　从1970年到21世纪初期凡有关中葡、澳葡的政治大事，全部有柯正平作幕前幕后的参与、发起或领导，推动了澳门回归的历史进程。1975年1月葡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年底撤走驻澳门军队，解散葡国驻澳陆军和海军司令部；1976年葡国公布《澳门组织章程》，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1977年葡国开始与北京进行建交谈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1984年开始中葡谈判澳门回归问题，1986年中葡正式谈判，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团名单中，第一名团员就是柯正平。中葡两国於1987年3月26日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柯正平在场见证这个历史时刻。1988年开始起草《澳门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颁布《澳门基本法》，其间，柯正平是主要的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远超一般的“法律专家”、“草委”。1999年12月20日，柯正平以极为重要的位置见证澳门回归。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参与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制订和宣传工作；在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期间，为筹建特区、实现澳门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倾注了大量心血。2003年1月，柯正平被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大莲花荣誉勋章。

　　在澳门回归前的“后澳葡时代”，有海外传媒称澳门有3个“总督”：一位是由葡萄牙政府任命委派来管治澳门的“官方澳督”；一位是在澳葡社会政经各处都见其权势的“影子澳督”何贤；一位是柯正平，被称为“地下澳督”或“红色澳督”。澳门人不仅都认同这样的讲法，而且认为是“地下澳督”或“红色澳督”起主导作用。葡澳历史上在位最长的一位总督或“末代总督”韦奇立将军，在1993年曾经对葡萄牙总统说过，在澳门，只要是涉及社会民生稍大点儿的政策，都必须先与柯(正平)先生通传知会，否则就无法贯彻施行。此后，柯正平的“地下澳督”之称便不胫而走。

　　澳门是一个社团社会，任何领域的事情都在社团这个层面上沟通，有关专家说：澳门最大的政治文化就是社团文化。这一文化的核心就是凡事注重内部协商，追求没有内耗与内斗，追求稳定和持续。这成为一个独特政治现象。《新华澳报》社长林昶曾说过，澳门特首的任务之一，就是能够处理好与“红”(传统左派力量)、“蓝”(亲台势力)、“黄”(警队)、“白”(公务员)和“黑”(黑社会)五大势力的关系。其实，澳门的任何得众望的重要首脑，都需要善于处理好内部和外部多方面的关系，南光集团的领导尤其是柯正平先生所以在澳门深孚众望，也是经过相当的历炼而成的。

　　柯正平一手创办了澳门最大的中资企业南光公司以及南通银行、澳门日报、澳门中国旅行社，并担任董事长。在南通银行开办初期，不过是一家小银号，营业场地是南光公司腾出来的，面积仅数十平方米，职工20余人，运作中困难很多。作为董事长的柯正平多方奔走呼吁，终于换来澳门同胞的理解，纷纷以到南通银行储蓄的实际行动来支持爱国银行开办。澳门的“传统爱国爱澳基层社团组织”——街坊总会、工会联合会、妇女联合会、中华教育总会等，澳门的“传统爱国爱澳工商业社团组织”——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镜湖慈善基金会等，以及大大小小的政治社团、学术团体、工商咨询组织等，也是柯正平在澳门60多载亲手创建、或亲自改造重组、或亲自安排掌控、或亲力亲为参加的。《新华澳报》华澳人语专栏作者永逸撰文认为：“澳门之所以有今日的繁荣安定，并拥有一大批爱国爱澳爱乡的社团骨干，都得益于柯正平先生当年所付出的努力。”

　　廉洁无私的道德操守

　　柯正平的一生廉洁奉公和不谋私利也最为澳人称赞。他创立四家很有影响的中资企业，拥有无数工商政组织领导人和社团领袖名衔，可是他没有将金钱、权力、社会地位“薪火相传”给子侄亲人。“父亲从小对孩子也特别严厉，我和妹妹从来都没有什么特权，父亲有配车的，小时候遇到刮风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亲不肯，呵斥说这是国家配给的车，是用来开展工作的。”柯正平的女儿柯琼透露，她二哥一直在做一名义务兵，大哥也只是在农村当干部，都没受到特别照顾，她自己曾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后来辞职出来做事。

　　柯正平的人格魅力，感染着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澳门的普通市民。他去北京开会，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看见他时会近乎小跑地上前搀扶他，甚至陪伴他去洗手间，态度恭敬有加；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去珠海视察，无论多忙也必去看望他。“在澳门，无论那个行业，那一阶层，都有他的好友，就连小餐厅里的老板、服务员对他也是‘柯生’长、‘柯生’短的。他的这个‘喜好’,为他深入了解和做好这一地区工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很久以前坊间曾流传这么一个小故事：一天爷爷家的兰花被偷了一盆，小偷知道偷的是‘柯伯’家的之后，便主动悄悄地给送了回来。”柯海帆在《怀念我的爷爷—柯正平》一文中写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曾有评价：“柯正平先生一直见证和推进澳门的发展，对‘一国两制’在澳门的落实，尤其是对澳门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筹组和建设，作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同时，柯老也为抗日救国，以及祖国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和平统一事业，作出了长期的、十分卓越的贡献。”柯正平从不居功、揽功、争功，他曾经非常动情地对他的孙女柯海帆说：“我在澳门工作了几十年，光靠我自己，没有多大的本事，所有的事情都是依靠大家团结一心来完成的。祖国解放前是这样，解放后也是这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候是这样，和殖民地统治者抗争的时候也是这样。”

　　“水利万物而不争”，这也是柯正平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他襟怀坦白、谦虚谨慎，识大体、顾大局的一言一行，得到祖国和人民的肯定，光荣地成为第四届至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七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他的革命家的品格、创业家的激情、外交家的韬略和社会活动家的睿智，是各个时期南光人的共同财富；他的伟大人格之光，为南光公司种下了精神文化的优良基因，构成南光文化或南光精神的深厚内涵和历史来源，并且在一代一代南光人身上传承发扬。

　　变革重振 涅槃新生

　　半个多世纪以来，南光公司置身于一个中西文化交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交战、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交锋、国共交手、政商交集、社会矛盾交织、境外境内交流的境地；处于多重职责、多元文化、多种利益、多种生活方式、跨国跨地区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重时空坐标之中；加上政企合一向政企分开转变、外贸代理向自主发展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澳门回归前向回归后转变的历史演进，等等，形成了南光在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以及改革发展、经营管理中有别于国内企业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而南光正是在认识和处理一系列动态性复杂的问题中与时俱进、变中求进的。

　　南光的变革是在两条主线的交错中进行的，其一是从政企合一到政企分开，其二是从澳门回归之前到回归之后。这两种变革深刻地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南光存在的地位、作用以及存在的形式与发挥作用的方式。

　　政企分开的改革第一次改变着南光存在的形式

　　1984年7月实行的政企分开改革使南光一分为二：南光公司和南光贸易公司。南光公司以担负政治任务为主，其员工后来分别成为澳门中联办和新华社澳门分社的员工。南光贸易公司以承担经济任务为主，在南光30多年经营积累奠定的基础上，1985年成立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在以柯正平为董事长、宋一川为总经理的领导班子带领下，解放思想，冲破以本销、代理为主的传统业务范围，提出了“多元化、多功能、综合性、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制定了以“立足澳门，依靠内地，走向世界，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和澳门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服务”的经营方针，并采取多种形式推进和落实。

　　立足澳门求发展。尽力巩固代理地位，大力发展自营。政企分开当年，南光自营业务仅占总额的18%，到1988年时已经上升到60.78%。

　　投资实业、地产，业务多元发展。1986年至1988年，新办工厂7家；在内地和澳门新注册合资工厂10家；新成立外货代理、贸易和产品销售公司11家；另有二级公司开办的独资、合资企业也发展到50多家。1980年至1990年初建立了一批纺织企业；1992年注册成立了南光汽车修理厂；1995年参股29%合资开办了澳门光电仪器有限公司，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光电仪器产品。1985年以来先后独立或合资建设了一批商住楼、酒楼、住宅楼、商业中心与停车场，到1995年10月时，交由建成公司主管、尚在运作的澳门房地产开发项目共有6个。1989年澳门贸易公司商场对外营业；1991年大三巴工艺品分店开业，南光百货有限公司在澳门注册成立；1994年南华国货新开设美式样货场。此外还合资兴办酒楼，参与澳门餐饮业，开展工程承包和外货代理业务，成立建成(澳门)有限公司管理南光自有物业。

　　澳门安家立业，参与大型投资。陆续建设和购置了包括总部办公大楼南光大厦、员工完全宿舍南园大厦、南成大厦以及商业地产海洋中心第一期等一批自有物业。1987年南光参与投资了由澳门政府、澳门商人和萄资联合集资组成的澳门港口管理有限公司；1988参与投资了由11家中资机构组成的中联实业有限公司，参与澳门机场投资，出资收购了澳门广播电视有限公司4.5%的股份；1991年与澳门港口管理有限公司合资组成澳门油库管理有限公司，占有95%的股份；1993年南光石化与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签署“CAM授权NKCHEM向机场提供航空燃料议定书”，并于1995年11月6日试航时保质保量按时为飞机供应了航煤，机场所需航煤全部由南光石化供应。

　　夯实本销石化，加大石化投资。1987年12月与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合资的南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澳门注册成立，终止合作后，独立经营石化产品的批零、仓储、贸易，以及燃气、燃料供应系统的安装和维修业务。1991年获得在澳门经营油库的法定专营权，南光石化与澳门港口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建造和经营九澳油库的再受让合同”，并合资组成澳门油库管理有限公司。1992年在澳门注册成立南石滑冰油站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加油站及燃油产品、润滑油销售和进出口贸易。1993年购买了台山两个加油站的产权，在澳门以“NKOIL”和“南光石油”登记入册，正式创立南光成品油品牌。1995年九澳油库开始商业运营，各种油品罐投入使用。1997年澳门全部油商与九澳油库签订使用油库协议，南光石化收购了南利油站50%的股权。

　　顺应市场开拓酒店旅游业。澳中旅的酒店业务开始于初期接待华侨、华裔的华侨招待所。1987年至1993年，香港新雅图酒店、富豪酒店有限公司、濠景酒店有限公司、东亚酒店、加拿大投资的枫华苑酒店、购入的桂林环球大酒店相继开业，开办了高洁专业洗衣有限公司。同期南光也开办了联邦酒店和帝濠酒店。1993年在澳门注册成立帝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参与航空服务业务，经营澳门旅游、内地旅游以及境外旅游，在长江三峡合资购置两艘五星级豪华游船“东方皇帝号”、“东方皇后号”。

　　依靠内地谋发展。首先是满足国内需求重振进口。1984年至1992年，南光的进口额从1 970多万美元增加到93 080多万美元；而同期的出口额则从22 568多万美元起伏性地增加到33 160万美元。其中，1987年至1992年进口业务发展迅速，羊毛、电器、化纤是南光国际的主营产品，作为国家3大进口羊毛公司之一，在高峰期南光年进口羊毛达5万吨。其次是投资纺织工业。1980年后期，南光投资1 000多万美元，引进先进设备，先后在北京、河北、安徽、陕西、河南、浙江、山东、新疆、珠海等地建立了一批合资纺纱厂，其中6个工厂于1990年在国内陆续投产，试出口2万多件，每件比计划内供纱多卖10美元～25美元。第三是进军房地产业。从1989年起，南光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宁波、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开发写字楼、公寓、别墅和普通住宅，投资金额达20亿港元。至1994年全部完工入住的项目7个，在1994年新推出项目4个，土地储备的长线项目6个。

　　走向世界图发展。在工贸结合、技贸结合和进口需要推动下，先后在澳大利亚、巴西和塞班岛建成一批国际企业；同时二级企业也在俄罗斯、捷克、澳大利亚、新西兰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到1993年，南光已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客户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关系，在澳门和海内外，通过独资、合资、联营、合作、参股等形式，开办了各种企业和实体100多家。

　　从1984年7月至1999年，是南光公司在政企分开改革中探索前进的时期。在1985年至1995年10年间营业额增长了5倍，员工收入也大幅度提高；业务遍及亚、欧、美、大洋洲四大洲，在中国内地、港澳及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的独资与合资企业一度达100多家，并由此而奠定了南光集团今天的基本经营格局和产业结构。然而这也是一个在快速发展中潜伏致命风险的时期。在1990年中后期，由于改革探索和国际化经营中经验的缺乏，更因为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投资决策失误、风险管理意识与手段严重缺乏、财务管理监控能力显著薄弱，业务上的违规行为和非正常业务屡禁不止，以及对规章制度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潜在问题愈演愈烈。期间虽然经过多次整改努力，关闭了一批亏损企业，追收了一部分欠款，重组了机构人员，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最终还是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酿成1999年发生严重财务危机而濒临破产，留下了值得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重振南光

　　1999年年初，在广信粤海破产事件影响下，多家外资银行陆续对南光发出收回全部贷款的要求，总额约25亿港元；同时南光在中资银行的债务也高达25亿元。在资不抵债情况下，南光的资金链即时断裂，濒临绝境。在澳门回归前夕，为保证澳门平稳回归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方针的贯彻落实，国务院在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作出了挽救南光、重振南光决定，批准以债转股方式解决54亿元债务，外贸部再提供2亿港元无息借款用于流动资金，从2000年起5年内免缴财政利润。南光绝处逢生。

　　1999年9月16日，以吴亦新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据张小兵常务董事介绍，董事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中南海召开的，这在央企中是绝无仅有的。据李志忠副总经理介绍，国务院常务会议后，朱总理一直关心南光发展，曾专门致信南光董事长要求汇报南光自主发展的情况。

　　在澳门回归后，南光新领导班子在1999年底确立了“振奋精神、转变观念、抓住机遇、再造辉煌”总体工作方针，指导公司在新世纪重新起飞。

　　深入整改，重建基业。从2000年至2005年，随着南光整改重建工作的有序有力有效推进，主要任务也从“深入整改、稳健经营”向“加快发展阶段、整合资源以及积极培植新的效益增长点”迈进。2000年，在文化上提出了“用最好的回报社会”的南光宗旨，确立了“严细、务实、团结、自强”的企业精神，强调“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负责”的作风，发布《员工手册》，创办《南光周讯》，以团结鼓舞员工二次创业努力奋斗；在经营上将各经营单位调整为石化、实业、贸易、广南4家按专业管理的二级公司，并以经营方式为导向设立石油本销、资产管理、商品贸易三大战略业务板块；在机构设置上恢复资产管理部、审计部，将力达公司更名为清理整顿办公室；在投资上进行分类管理，对内地投资项目在理顺产权、设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实行经济责任制；在财务上进行体制改革，执行新的《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控，资金统一调控，积极追计欠款和清库变现，强化风险管理；在制度建设上建立和修订各种制度近100多项；在信息化上初步建立起办公自动化系统。通过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当年获得利润3 700多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集团上下改革发展的信心大大增强。到2002年基本完成了清理不良资产任务，摸清了家底，夯实了基础，减轻了负担。加强了投资项目管理，重视立项选择和调查研究，对每个投资项目申请都要作充分的可行性分析和集体讨论。当年实现利润突破1亿元。2003年初，确立了“立足澳门、联合内地、创建多元化的国际化企业集团”的奋斗目标。为适应和支持特区政府“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未来产业结构格局，提出了“优化本销、扩大贸易、发展酒店旅游、开拓物流”的经营思路。同时对规章制度进行全面修订，经过深入调研和全面总结，将原有118项规章制度调整为88项，形成董事会管理篇、监事会及审计监察篇、经营管理篇、企业文化篇、群众工作篇五个部分，使制度体系更加清晰完整。同年7月5日，澳中旅并入南光集团整合成为二级子公司。在2003年至2005年，南光继续对过去的非正常投资项目和不良资产进行清理，通过各种方式关停并转，努力盘活资产，回收资金近1.7亿元。同时在发展酒店旅游业、会议展览业、现代物流业方面积极探索新的效益增长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整合、分析、技改，取得了良好效果。净利润连续3年持续增长，2005年突破2亿元。

　　创新战略，科学发展。2005年10月，国务院国资委任命许开程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南光6年整改、6年赢利基础上接力前进，经过认真分析外部形势和企业自身实际，决定将工作重心从“整改”转向“发展”，提出了“服务最优、成本最低”的经营理念和“求发展、讲诚信、比业绩”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修订了未来3年的滚动发展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确立了以“稳固澳门本销业务、整合酒店旅游业发展、优化贸易业务结构、培育房地产主业、推进物流会展业务发展”的经营思路。2006年制定了发展战略与规划、设备管理、信访管理等5项制度，修订了业务审批、财务、会计、对外宣传等21项制度，修订完善了《员工手册》，在员工中大力弘扬爱国、爱澳、爱南光的优良传统，并加大执行及检查力度狠抓落实。由于工作重心转为发展，石化、酒店旅游、仓储物流、房地产、会议会展各业务板块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实现利润突破3亿元。

　　2007年是南光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驻澳联络办等上级部门的指导支持、各股东方的理解配合以及集团自身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完成了历时9年、金额逾50亿元的债转股工作，解决了原澳中旅的历史遗留问题，无偿接收了中石化上海实华有限公司。2007年末，集团总资产比年初增加8.6亿元，在不计债转股情况下，资产负债率由年初的105.3%下降到90%，通过自身努力扭转了持续近10年的资不抵债局面。债转股完成后，南光集团资产负债率下降到41.51%。丢掉历史包袱的南光集团改革了领导班子分工方式，重新调整了内部结构，建立了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坚持主要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离任必审。企业的职能管理流程和业务管理线条更加明晰流畅。实现利润突破6亿元。

　　2008年至2009年，南光的工作重点转向发展战略研究和开发投资项目。2008年，实施了以集团业务战略和管控体系为重点的战略咨询项目，聘请科尔尼顾问团队管理顾问公司为南光的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咨询。在科尔尼提交的《南光业务发展战略及管控体系规划报告》基础上，经过 3个月的研究分析，正式颁布和实施《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战略与规划(2009～2013)》，发布了《南光集团管控体系调整方案》。新的战略规划突出强调了南光集团实现战略转型和跨越发展的要求，在战略定位、发展模式、集团管控、企业改革、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做相关多元化资产组合的有效管理者，成为澳门最具实力的石化燃料、粮油食品、旅游及综合物流服务供应商，内地专业地产、农副产品、特色物流行业的有力竞争者，主业突出、参与全球化经营的大型多元化控股企业集团”的发展愿景，确定了“根植澳门，继续做好并延伸现有业务；进军内地，重点发展房地产、农副产品及物流业务；稳健投资，积极寻求新的效益增长点”的战略定位；目标是到2013年，力争资产总额达到200亿～400亿港元，主营收入200亿～300亿港元，利润15亿～30亿港元，基本完成向有限、相关多元化发展战略的调整。与此相应，总部管控定位也由以经营型管控为主逐步向以战略型管控为主转变。

　　为确保战略落实，提高战略执行力，南光集团引进并持续运用平衡记分卡战略管理工具总结改善各项工作，进入了系统实践科学管理的新阶段。在平衡记分卡项目启动后，为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又在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的咨询顾问协助下，研究制定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方案》，对110项业务流程进行了梳理规范，形成业务流程图119个，初步建立起南光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在国资委有关部门指导下，实施信息化建设登高计划，完成了《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审定，并持续有序推进。从2008年开始加大了对投资项目的研究和资本投入，并取得实质进展：投资购置海口市开发用地，设立海南南光华高置业有限公司；收购四川四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2%股权；对上海南光石化公司实行增资；受让南光谷丰配送有限公司49%的股权；成功中标澳门天然气管网项目；北京南光石化公司完成组建；投资总额近8亿元。

　　2009年9月，国务院国资委将刘大山由国机集团调任南光集团总经理。2010年南光通过并购重组、合资合作等方式，在各业务领域又新增了一批投资项目。达成了收购无锡金银岛置业有限公司80%股权、收购陕西华清爱琴海生态发展有限公司51%的股权、收购珠海九洲旅游运输有限公司51%的股权、收购澳门菱霸石油气有限公司51%的股权、收购澳门公共汽车有限公司80%的股权等多项协议，合资成立了澳门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截至2010年底，南光集团资产总额比2005年增加50亿元，年均增长26%；资产负债率从2005年的115.7%下降到28%，国有资产实现了显著增值；员工收入也比2005年增长了30%。

　　2011年，南光集团紧紧围绕“三个坚持不动摇，发挥两个优势，加快推进五项工作”展开工作，即“坚持科学发展不动摇，坚持战略实施不动摇，坚持落实责任不动摇；发挥央企的品牌优势，发挥好境内境外两地平台优势；加快推进人才强企工作，加快推进重组并购工作，加快推进企业改革，加快推进管理水平提升，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南光通过并购重组、合资合作等方式，在酒店和地产等主业领域增加了一批新的投资项目，尤其是在内地和葡语系国家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集团联合国机集团及澳门会展协会共同主办的“2011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和“2011中国(澳门)国际游艇进出口博览会”，成为迄今为止，澳门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入场人次最多的展会，得到各方的充分肯定，在推进澳门多元化道路上跨出了崭新的一步。2011年，南光集团完成年度预算的128%，同比增长39%，主营业务收入和经营性赢利较2010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整个“十一五”时期，集团营业收入比“十五”时期增长309%，利润总额增长了10倍，基本按进度完成了集团战略规划所确定的发展目标。5年间，尽管先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国家收紧内地居民赴澳门自由行、甲型H1N1流感疫情、两岸“大三通”等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的影响与挑战，集团仍每年都出色地完成了国资委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指标，考核结果均为B级，其中2007～2009年集团任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和总资产报酬率两项指标均处于商贸行业优秀水平，较好地落实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现在的南光集团，仍然是澳门经济的有力推动者和澳门民生的杰出贡献者。其主营业务包括日用消费品贸易、酒店旅游会展及配套服务业、地产经营开发和综合物流服务四大类；主要经营商品有：石油化工产品、五金矿产、粮油食品、轻纺服装、医药保健品等；拥有大型油库、加油站、酒店、百货商场、写字楼、码头、货仓冷库、运输车队等资产。集团是澳门最大的石油产品和主要的鲜活冷冻食品、酒店旅游、物流服务供应商，拥有澳门唯一的油气中转储运和航煤专供设施；分别在澳门、桂林、杭州、加拿大投资有7家星级酒店；是澳门地区办理“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唯一指定单位；有澳门最大的内港码头、干冻仓库和跨境运输车队，在珠海保税区、珠澳跨境工业区建设有大型仓储设施；与美国、欧盟、独联体、韩国、东南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有着长期贸易往来，年进出口贸易额数百亿港元。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为澳门发展谱写出新的辉煌篇章，使澳门这座历史悠久的商埠名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积极配合中央支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适度多元化的方针，南光集团正在秉承根植澳门、繁荣澳门的发展思路，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南光精神，坚持“用最好的回报社会”、“做澳门的优秀公民”，为全力推进澳门的经济发展，优化澳门的产业结构，提升澳门市民的生活质量，维护澳门的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内地与澳门的经贸关系，推动国家的对外贸易事业而不懈努力，担当起新的使命，增添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