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抉择

　　金融危机，还是产业危机？

　　文/本报特约撰稿 杨志荣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时，欧洲最先释放近万亿欧元的流动性，来挽救次贷衍生品崩盘下的信用链信心，这源于欧洲因泛欧交易所过于快速的衍生品创新购买了最大量的美国信用衍生品。这对欧洲人刺激至深，以致于当下处理欧债危机还主要以金融和债务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并没有意识到欧债危机本质依然源于产业危机，这从欧盟一再要求欧猪五国紧缩财政即可见一斑。

　　以希腊为例，希腊过去十年进出口贸易赤字总额高达3500亿欧元，而这正是当下希腊国债总额。庆幸的是，不久前，西班牙通过力主刺激经济的财政计划预示着欧洲已经醒悟过来了，而以资本品制造为主的德国一刻也没闲着。2011年德国出口增长11.4%，突破1.3万亿欧元，再创历史新高。德国尽管出口总量上不敌中国，但贸易顺差显然超过了中国。而在出口内容上，中国是“世界工厂”，德国却在制造“世界工厂”，技术含量差距可见一斑。

　　美国明白得最早。因为美国深知次贷危机源于中部依赖制造业的十个州“三无”按揭购房者信用的崩盘，尤其以底特律汽车城的衰落为标志。美国主要做了两大工作：一是稳定以房地产债券为核心的信用链，祭出两大QE主旨首救“两房”债券，包括提供债券保险服务的美国国际集团，并继续购买国债维持社会福利支出，防止债务危机在社会底层扩散。二是着力推出“再工业化”，增加低端制造业的就业并延伸发展相关制造业的服务业，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底层居民社会信用问题。

　　中国则是出现了反复。先是紧缩以抑制经济过热并促进“中国制造”产业升级调整，但之后却在西方力主救市的政策潮流中随波逐流，迅速上马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这意味着以产业升级为主的结构调整计划被搁置，而取而代之以“铁公基”主导的资源消耗型产业的低水平扩张，其后的结果大家现在都看到了，不仅房地产泡沫持续放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超前消费更是让各地平台贷泛滥，直至形成地方债务问题，民间对“国进民退”的怨声四起。于是，接下来便是持续的房地产调控，以及国企大量进入资源、金融类产业避险，而缺乏政策扶持的民企不仅失去了产业升级的机会，更是在产业链上被挤出资源领域重回制造环节，在全球消费的萎缩中无处藏身，只好向西部或国外转移以降低成本续命。

　　然而，本轮以寻求成本降低的全球产业转移扩张大潮在历经十年繁荣后实际已经结束。以低端制造外包为主要标志的全球产业分工在遭遇中国“用工荒”时便已触及顶点，因为，“用工荒”不是中国劳动人口数量的绝对减少，而是系指劳动力因工资水平难以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而被迫退出市场。

　　于是，“中国制造”成本的走高终结了西方低通胀、高增长的理想经济社会。这个时间点早在2005年就出现了，但生产方式的惯性让中国屡次错肩调整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繁荣的背后则是西方的“去工业化”，导致西方制造业失业率上升，低端消费不足；而西方企业利用全球分工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维也自然地延伸到相关制造业的服务业上，导致全球服务外包迅速膨胀，促进了印度等国的发展但却进一步抬高了本国的失业率，这在累积全球失衡的同时也让中国继续错误地行走在无须创新、低水平扩张的“舒服”日子里。

　　不过，“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经济高速成长中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更是继续让“中国制造”错失结构调整的时间窗口期。以富士康为典型，被迫绑在美国“精细化”工业的战车上，难以掉头，只能被动地追随西方调整。当下美国制造已经经历了30个月的上升，等欧洲经济缓过劲来之后，形势将更加恶化。年初迅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足以表明中国企业已经明白过来了，然而当下，政策部门之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限制依然颇多。

　　由此可见，2008年以来延续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是本轮全球产业分工浪潮的终结，与其说是一场金融危机，还不如说是一场产业危机。而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幸运地赶上了本轮30年全球化的末班车，但也因为深层改革难以推进而屡次失去了把握全球化方向的机会，而日渐好转的欧债危机则是给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留下了最后机会。尽管世行、IMF、美国和德国依然声称本轮全球经济低迷还有待10年缓解，但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很快就会结束，未来的10年大部分时间将用于基于产业分工调整之上的公私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正。然而，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对此问题认识程度依然不深，而利益格局的固化，还将共同迟滞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当下如同加入WTO般的外部压力机制尚难以建立，这意味着中国抓住历史性机遇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