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公拉大贫富差距 亚行建议包容性增长

　　定军

　　 “这只是政府的各个改革措施带来的短期效应。”4月11日，亚行中国代表处经济学家许霓妮，针对2年来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给出了回答。

　　 随着2010、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整个收入差距，可能出现了短期的下降情况。

　　 不过，亚行当日公布的2012年亚洲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中国未来的贫富差距可能仍有扩大的可能，这与目前农村居民对于教育的投资不足有关。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生源中，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总体上呈提高趋势,而工农子弟呈现下降的趋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对全国高校的调查也发现，农村子女在全国重点大学的比例近年在下降。该行高级经济官员庄健认为，中国的确要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尤其是机会平等。下一步需要通过解决各种机会不均等的问题，更好地实现包容性增长。

　　 教育不公致贫富差距拉大

　　 亚行报告认为，中国目前整体上收入差距加大，正在阻碍消费，进而危及未来的经济增长，影响贫困地区发展，危害社会稳定。目前造成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是农村投资不足使得教育回报较低。

　　 以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1980年在0.25左右，2000年达到0.41。自此之后中国的贫富差距还在扩大，2010年则增至0.43。

　　 1998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最低收入的10％相比，前者是后者的17倍，2005年是15.5倍，2007年更激增至17倍。这种收入差距拉大，在城乡之间反映明显，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的3.5倍。

　　 这与农民投资和资产回报率低有关。经济特区集中在沿海，而西部有公共服务的权力，但是却缺乏财力。最富裕的县人均公共支出，是最贫困县的48倍。

　　 造成这种收入差距拉大的背后原因，与教育不公有关。比如最贫困的1/5家庭的孩子，在小学和中学辍学的概率，是最富有的1/5家庭孩子的3-5倍。在高等教育领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不能进入大学的概率，是来自最富裕家庭孩子的10-20倍。

　　 庄健同意北大等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调研结论。他指出，“教育的不平等，的确已经关系到了城乡收入的差距，从长期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发展后劲。”他说。

　　 而随着未来中国人口红利逐步结束，劳动力短缺，农村收入水平可能提升，这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的可能。“但是如果下一步中国企业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民收入其实是难以提升的，城乡收入差距未必会缩小。”

　　 尽快实施包容性增长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保罗·爱登斯指出，中国去年调高了贫困线标准为2100元，这使得全国贫困人口增加了1亿人，这说明了中国要加大力度解决贫困问题的决心。

　　 下一步中国需要更加坚定地推进包容性增长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以保障长期经济增长，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克服20年经济快速增长所产生的不均衡。

　　 “‘十二五’期间中国要更多以依赖内需增长，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这方面中国需要加快社保体系的建设，构筑社会安全网。”他说。

　　 所谓的“包容性增长”，是指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以发展的机会。

　　 亚行报告建议，下一步中国可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建设，因为综合的社保体系建设，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工人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增长，以及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增加教育和医疗投入；拓宽社会保障渠道（如针对贫困人口进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等，都非常重要。

　　 过去，中国新技术、基础设施和投资分布的高度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的差距鸿沟。这使得中国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和省际差距。

　　 要改变上述情况，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收入的公平分配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逐步弥合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差距等方法，来逐步实现。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认为，改变中国农村子女因为出身不平等导致受教育以及发展不平等的情况，尤其重要。“不平等会恶性循环。机会不平等导致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又反过来导致家庭未来的机遇出现巨大差异。”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