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人口红利取决于制度革新

　　刘晓忠

　　近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其中指出中国老年人口将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十二五期间60岁以上老人年均增长800万以上，总量将突破2亿。同时，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到2015年降至66%，总抚养比上升至51.6%，人口红利面临减少。

　　坦率地说，如果把人口资源优势看作人口红利，那么打开资源比较优势的钥匙终究是制度变革，即适应性的制度变革是任何资源物尽其能的动力引擎，而缺乏动力装备下的资源优势更多是负担而非红利。以改革开放前为例，当时中国的适龄劳动力、物质要素等都相对丰盈，但当时这些资源不仅无法有效转化为人口红利，相反中国面临普遍的供给冲击，甚至因经济难以维系城镇居民高运营成本，而控制城市高运营成本，并控制人口增长。这反映人口资源优势若缺乏制度变革的有效支持，人口多是负担而非红利，尤其是身强力壮饭量大的人群比重过高。同时，这也透射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之推动力，无经济发展质量支撑，城镇化将可能会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是高成本和日益复杂的矛盾。

　　之所以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人口优势迅速转化成人口红利，首先源自长期坚持的改革开放等制度变革，为中国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提供了激励相容的动力引擎，增加了人力资本的经济可行自由，从而使人口由过去的“负担”转变为人口红利，如高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等。其次是开放使中国启动寻求国际认同步伐，大量FDI投资、国际贸易等为中国人力资源优势，释放出国际市场供给空间，使中国分享了国际技术外溢，提高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鉴于此，近年来中国经济本质上并非完全得益于人口红利，而是制度变革有效破除了束缚要素资源的各种体制或机制障碍。这就是人口红利出现在改革开放后而非之前的根源所在。因为当前人们越发清晰，经济增长的秘密是科技进步带动的TFP提高，而非完全是要素资源的堆积，而TFP提高源自制度变革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激励相容的制度性保障。如TFP增长降低了各国适龄劳动力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使较少的劳动产出足以维系更多人享受体面的生活。可见，单位要素资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将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之负面影响。因此，当前为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建议延长退休年龄之观点实为刻舟求剑。殊不知，尽管延长退休年龄可延缓养老金发放，且如同延长劳动时间以缓解适龄劳动力有限，但这是以偏概全的选择性判断。如随着数字技术等发展，让无法有效适应新运营环境的老人继续工作，无疑可能会妨碍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带来较为突出的机会成本；毕竟，相对年轻人，普通老年劳动力在体力、脑力和灵敏反应能力方面都较弱，其劳动效率低于年轻劳动力。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不是资源红利而是制度变革外溢。如果把人力等资源喻作机动车，那么适应性制度变迁则是能使人口红利在老龄化社会焕发新姿的燃料。因此，当务之急是推进各领域改革，使经济走出粗放式的投入增长，从而使人口老龄化成为一种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生态之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