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寄托深圳斯坦福之梦

　　□ 本报评论员米鹏民

　　经过5年的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终于获得国家教育部“同意建立”。其中的曲折或许超出预想，但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并无特别值得庆贺之处。

　　有人注意到，教育部在批复中有南科大要遵守《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依法办学，遵循国家基本教育制度等等内容，就望文生义地认为，教育部对南科大在此前筹办中的一些大胆改革持保留意见，这种理解基本属于误读。

　　第一，教育部在批准一所大学成立的文件中，当然有责任和义务要求该大学须遵守《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须遵循国家基本教育制度依法办学。这是一个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题中之意，并不是对南科大提出特别要求。

　　第二，如果一定要从教育部的批复中读出特别针对南科大的内容，我们认为，教育部是高调支持南科大正在进行的改革探索的。教育部的批复并没有要求南科大必须严格按照《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办学，而是用了“要遵守《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基本精神”的表述，大有深意。“遵守”“基本精神”，就意味着在不违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可不拘泥于具体条文的具体规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允许大胆探索大胆改革的“授权”，而不是“限制”。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的决定中，也用了类似的表述，即特区立法在不违背国家法立法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在具体规定上突破。20年来，特区立法权对推动深圳的发展居功至伟，我们期待南科大也能够用好这一改革授权，助推南科大好梦早圆。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起点，去关注南科大的未来发展。这个历史起点就是，深圳为什么要建南科大？2009年6月以来，通过全球招聘而产生的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以其坚定的改革意志和灿烂的个性光芒，使南科大迅速成为全国性舆论热点，也把公众对南科大的关注引向朱校长个人成败的关注，而有意无意忽略了建立南科大对深圳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意义。

　　在国内，许多城市都立志打造“中国的硅谷”，深圳无疑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极少数国内城市之一。近日，媒体都在关注深圳一季度经济增长放缓的新闻。理性来看，正如诸多专家指出的那样，以深圳的资源条件，不可能承载无限量的人口和GDP。深圳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未来意义，显然不在于经济总量，而在于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引导力、辐射力和领导力。

　　但对照美国硅谷，深圳人最自卑的地方，就是缺少斯坦福大学。历史的逻辑是，先有斯坦福，后有硅谷，是斯坦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资源哺育了硅谷。上个世纪90年代，没有斯坦福的深圳，借用国内其他地方的高校毕业生资源，高科技产业照样高歌猛进，傲视国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识之士敏锐地认识到，在以模仿、追赶为主要形态的发展阶段，有没有斯坦福似乎并不是很重要。但等到需要以原创的技术、产品参与全球最高层次的竞争时，有没有斯坦福就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看，深圳经济特区最早那批开拓者非常了不起，特区草创之初，就以卓越的远见创办了深圳大学。只可惜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深圳大学已经基本失去了成长为斯坦福的机会。当深圳后来的决策者决定创建自己的斯坦福的时候，发现这根本不是投多少钱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带有根本性的改革，在现有体制下不可能成长出深圳的斯坦福。不要说深圳，就是在全中国资源条件独一无二的北京中关村，至今能看到多少硅谷的影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以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路径为蓝本的南方科技大学，也开启了深圳人的斯坦福之梦。南科大的使命从一开始就与深圳的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

　　可以想见，自今天开始，南科大会迅速实现从规模到运行管理模式的基本定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有至少一万种惯性的力量，让南科大成为与国内其他高校并无本质区别的平庸学校。忽略这一风险，是当下最大的危险。化解这一风险，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否则，神马都是浮云。

　　祝福朱校长，祝福南科大，祝福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