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区不差钱 援助模式需反思

　　当地政府对此其实过错并不大，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对灾区那已经不合时宜的传统援助模式。

　　据报道，审计署近日发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2011年度审计结果。在审计的939个项目2031.80亿元规划总投资中，有63个项目、26个施工单位、4个勘察设计单位、8个监理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不合规、勘察设计不到位的问题。四川绵阳三台县新建政务大楼中，最大的一间单人办公室面积66平方米，超出县级直属机关科级干部使用面积9平方米标准的6.3倍。

　　消息一出，广大群众无不争先恐后表示对震区政府愤慨之情，认为其资金用在了错误的地方，未能真正的帮助到震区灾民。但笔者恰不这么看，因为就震区不断报道出来的情况，以及笔者在灾后一年时曾参加政府组织的参观看来，震区出现豪华政府大楼根本不令人意外，甚至在当时就有同行参观的学者表示过，“灾区下一个待建的就是豪华办公楼了”。

　　因为在来自全国施工队伍的齐心协力之下，在全国各地政府的对口援建之下，在全国人民踊跃捐款的资金支持之下，五星级小学建起来了，学校配套的五星级体育馆也建起来了，五星级医院建起来了，两个人住三层的豪华村落小区建起来了，就差政府自己的办公楼了。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白了就是震区不差钱，钱多花不完。对于经济产业不发达和公共产品又不够充足的贫困县而言，使用钱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投资到基建上，既花的快还拉动了GDP，给周边村民提供了瞬间巨大的就业机会和额外收入。但这种消费方式无疑是不健康的，就像一个锻炼身体的人光锻炼面部表情肌一样，虽然看着好看，但后续害处无穷。最为直观的就是据报道，灾区新建起来的那些五星级中小学根本没有财力维护昂贵的草坪和巨大耗能的体育场馆。

　　因此，笔者认为在震区频频曝出各类豪华建筑的新闻之后，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长期以来对灾区的传统援助模式了。

　　首先，笔者认为我们对于灾难捐款的发动范围和程度有必要重新调整一下。曾有学者指出，汶川地震获得的捐款够重建好几个灾区的了，再加上对口援建的支持，我们的捐款额度明显是多于需要的。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在青海玉树地震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究其原因，跟我们国家长期处于困难和贫困状态有关，“一方有难、八方援助”成了主流的捐助观念。但时过境迁，在汶川地震中，我们有的民营企业甚至一次就捐出了1亿元的数额，加之当时全国党员交纳的特别党费，其数字是巨大的，是和我们当初唐山地震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因此，笔者认为我们政府在震后有必要简单做出一个复建的预算，从而调整捐款的发动范围和程度。毕竟，捐款少了是坏事，多了也未必是好事。因为这部分钱也不是白来的，从个人角度来说，是老百姓口袋里省出来了，从社会角度来看，是从居民生活消费中转移过去的。因此，恰到好处的数额才是最优的结果。

　　当地政府对此其实过错并不大，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对灾区那已经不合时宜的传统援助模式。

　　其次是捐款统筹使用主体的调整问题。政府长期作为捐款调配使用的主体无疑是不合适的，不仅容易导致滋生腐败、配置不及时、物资跟着领导走等问题，还总会被社会质疑，从而背上本无必要的舆论压力。另外，我们的政府可能是因为领导多是学土木工程出身的，实在太喜欢盖大楼了，有钱没钱都要去盖办公楼，或者搞面子工程，这让捐款使用的合理性、科学性也大大折扣。因此逐渐由社会机构，例如种类繁多的基金会来替政府代行捐款的使用也应该作为我们思考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

　　再次是对口援建的调整。各地政府的对口援建是我国的一大创举和特色，是卓有成效的一套援助模式。不过在近年的援建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各援建政府的互相攀比问题，大家争相比赛谁修建快、修建的高大威猛;援建过于豪华以至于不适合当地的问题，不到一百人的小学愣是能修出数层高楼来。援建工作谁来指导、谁来监督、立项谁说了算、将来的使用单位能不能发表意见，都是对口援建需要考虑和调整的内容。

　　最后是剩余资金的使用问题。其实如果前面几项都能得以解决的话，剩余资金不会多，多了也不会浪费。因为一次性捐款的使用会被基金的长期运行取代，短期建设会被长期投入取代，豪华学校也可能会由此被丰富的奖学金、助学金取代。

　　因此在景区不差钱、乱花钱的新闻之后，笔者认为我们工作和管理方式的落后，与现实国情的脱节，才使得灾区豪华楼屡屡出现，频频被骂。当地政府对此其实过错并不大，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对灾区那已经不合时宜的传统援助模式，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制度上避免“汶川式豪华”的再出现了。

　　王亚煌 中国经营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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