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收入水平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见习记者 郑升    

　　实习记者 陈静 海口报道

　　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正在逐步蚕食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如何改变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正在形成的共识是要拉动消费。而拉动消费，就需以改变收入分配体制为入口，破除收入分配不公、家庭收入占比和消费率下降等问题，构建一个橄榄形的社会。

　　在今年两会临近结束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按照这个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在今年之内就会出台。

　　那么，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没有形成共识？在今年就要出台的时间约束下，是否能出台一个完善的方案？这一方案又是否能够落实？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基本共识不能违背

　　《21世纪》：如果不出意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今年就会出台，那么现在各界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有没有形成共识？

　　迟福林：我想至少可以说共识在增加，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紧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两会结束那天，温总理已经宣布了今年年内就要出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变化呢？第一，两会期间各方面对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第二，看到中国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社会转型，对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依赖性在增大；第三，不仅仅是对社会体制改革，还对中国转型发展的全局有决定性的影响。

　　《21世纪》：2010年发改委曾上报了一个版本的方案，但是被退回修改，今年在压力之下出台的方案，会不会是各方部委在博弈中形成的一个妥协产物？

　　迟福林：这个担心不必要，有几件事大家现在看来很明确。第一，是把“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总目标，这个思路已经很明确了，而且“同步”不是虚的，应该是实际的，这一块已经列入国家规划，可能会给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目标已经形成。

　　第二，现实问题很突出，政府收入要有适当的限制，因为政府的收入在提高，企业收入在提高，劳动报酬在降低，这个问题也很清楚，总体劳动报酬的增长是比较慢的。

　　第三，各方面反映的问题也很突出，部委再博弈，基本的事实不能违背，这包括：

　　1.收入水平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因为物价水平上涨了，农村这两年虽然是2位数的增长，但对多数人来讲收入水平总体来说变低了。

　　2.在收入水平低这一块，刚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间数，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中低收入群体没有感受到实际的增长。

　　3.大家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看得很清楚，但现在公开透明度不够，很多腐败问题掩藏其中。比如前不久国务院提出政府财政收入全部公开，温总理发表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东西只能往前走。

　　对改革方案，开始的时候期望值可能不要太高，但是总的趋势是往前推的。

　　增加中等收入者比例

　　《21世纪》：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最容易的切入点在哪里？

　　迟福林：第一，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第二，政策性调整，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第三，财产权利的确立和保护为重点的制度安排。

　　现在中等收入群体只占20%，中国处在消费主导的转型中，社会处在一个转型中，20%的中等收入群体与这一转型不符合，现在到了全面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加快发展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至少不能低于40%，那就是说现在每年至少需要有2个百分点要提高。

　　怎么才能做？一是靠政策调整，现在出台的有些政策要考虑有没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即便是即将出台的房地产税也要考虑有没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牵动大局。

　　二是改变制度安排缺失的状态，一部分农民也可以变为中等收入群体，为什么变不了？很大的问题是土地产权制度缺失，农民财产性收入没有制度保障的话，则难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三是加大公共投入，医疗、教育(包括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文化等的投入，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基础。现在需要多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如果10年达不到40%以上的比例，则会成为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大问题了。

　　《21世纪》：结构性减税应该从哪一方面入手解决？

　　迟福林：首先是个税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个税实际的征收很不到位，尤其对高收入群体很多成本交到企业去了，真正交的是白领，零打零算的，所以个税的调整无论是标准还是实际的手段都要考虑。

　　第二，对中小企业减税。要靠鼓励创业，经济发展不能仅仅靠大企业，这一块有很大的空间。中小企业能够解决农民工就业，自主创业企业主也能成为中等群体重要来源。

　　政府对问题判断应该到位

　　《21世纪》：垄断行业的国企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利润会产生挤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迟福林：垄断行业要打破垄断，在竞争性环节放开，既对垄断行业很重要，也对民营经济发展很重要。

　　垄断行业改革以后会改变收入分配的大结构。石油、电力、烟草，职工占全国职工人数8%左右，工资福利分配占全部职工的50%以上，这对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有很大影响。

　　凭垄断得高收入，这种状态对民营经济发展不利。

　　《21世纪》：改革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很多事情本身是政府对自己动刀子。

　　迟福林：第一，推动者的角色，没有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推动，是没办法推动的；第二，政府的自我改革的问题，二次转型以改革为重点，政府自身利益倾向改变和职能转变的问题是核心；第三，观念的问题，政府要形成共识，到底转型发展改革中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利益关系。

　　最重要的是，政府对问题的判断应该到位，明白现在利益失衡是一个突出矛盾。这个判断到位，决心和魄力才能不是一句空话、一句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