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后的希腊应何去何从

　　2008年之前的15年里，希腊一直保持3%以上的GDP经济增长。主要原因是希腊加入欧元区后，家庭和企业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利率极低的资本，但他们没有投资，而是全部用于消费，他们用在自己或家庭花销上。希腊进口大量商品，但却不关心出口。虽然希腊经历15年的正增长，但这是有问题的增长，是仅靠借贷和消费推动的增长。

　　希腊在出口方面没有竞争力。出口到一个国家并不容易，你需要投资，需要去实地考察这个国家，去建立网络，但希腊的商人们就满足于国内市场。因为在国内市场上，消费规模和价格一直在不断增长。15年来，我们一直在单纯地消耗从外部借来的资金。

　　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市场看待各个经济体增长的方式，他们意识到希腊的增长方式是不可行的。

　　因此，我们引入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但是，正是这些援助条件给希腊带来了新的问题。不过，在财政缩减措施方面，希腊取得了相当不容易的成就，通过大规模减少公共部门雇员薪金，减少养老金，在两年时间内把赤字从15.8%减少到9.3%；但在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希腊的政客们由于各种利益冲突，不愿意同工会、行业协会发生直接的交锋和冲突。

　　这些结构性措施没有奏效，财政缩减措施又带来了比预期要严重的经济衰退，从而又给财政缩减的目标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个恶性循环在希腊出现。

　　因此，我们有了第二次救助计划。此前的争论焦点一直是，希腊是否信守承诺，是否在按部就班遵守这种改正路径，但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欧盟和IMF所提出的路径对这个国家是正确的吗？

　　IMF是怎么设计希腊改革方案的？他们复制、粘贴其他国家的案例。但在马来西亚或津巴布韦奏效的方法肯定不能用在希腊身上。现在要讨论的是，这第二份救助计划，是否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是否会给希腊带来更深的经济衰退？

　　这个方案包纳了太多项改革，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严肃的国家在如此短时间内能完成如此众多的改革，即使再有效率的国家，也难以在6个月内完成如此多项的立法变化。

　　我们讨论了太多如何缩减开支，但却没有想过如何促进增长，例如，如何解决希腊当下资本流动性干涸的问题。在危机之下，希腊银行几乎停止了本应由他们完成的向经济输血的任务，即使一个商人有再好的商业创意，有再雄心勃勃的出口计划，他们无法得到资金支持。

　　不论是哪个政党入主下届政府，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都很小。他们下一步要做的，应该与欧盟重新对当下的援助条款进行调整。希腊要提出有力的证据和数据，说服欧盟当下的措施无法完成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要说服他们进行重新思考。希腊应该做这个改革项目的主人，将这些措施变为自己的政策，而需要欧盟做的是延长完成减赤目标的时间，并提供更多的流动性。

　　现在，欧盟内部有了更多的声音，有了出现妥协空间，这正是希腊的机会。希腊应该集中挑选两至三项根本的改革来推进，例如，减少官僚机构的冗余和无效率，进行私有化改革，并在私人和公共部门推进一定数量具体的措施；同时，欧盟要提供更多流动性，来给希腊经济带来基本的“燃料”。

　　比如，首先可以解冻希腊可分配到的、规模达140亿欧元的欧盟结构性基金（Structural Fund）。目前的规则是，若想启动这笔资金，欧盟将出资75%，希腊出资25%，但希腊现在没有盈余的资本。欧盟应该通过变通启用这笔资金，恢复希腊一到两项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在危机前启动但现在已停滞数月的5条主要高速公路的建设。

　　这可以在短期内改善希腊当下的凄惨状况，创造新的就业，给民众和投资者带来信心。

　　从长远来看，希腊的改革不应该单纯聚焦在降低单位人力成本。从单位成本来看，希腊永远也无法和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家相竞争。与IMF所坚持的不同，人力成本并不是一国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唯一因素。在国际市场上，希腊也不应该依靠低价来获得竞争力。在希腊的企业看来，人力成本也不是他们竞争力缺失的原因，而是官僚机制，他们在与公共部门的事务中耗费了大量资本和时间。

　　2004年前后外资纷纷涌入希腊之际，也正是希腊的工资水平大幅上涨的时期，但就在这时，微软在希腊建设了服务于巴尔干地区的研发中心。希腊无法做到也不应把接受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投资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全球市场上，希腊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本报记者 袁雪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