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伟：好的就业环境需要破除身份制社会

　　张立伟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1届比2010届全国大学毕业生总体失业率下降0.6个百分点(分别为9.8%和10.4%)。报告提出了一个 “低就业状态”概念，就是那些找到工作的学生，专业不对口，收入处于同届大学生的25%左右。报告显示，2011届就业的大学生中有14%的处于低就业状态。

　　失业率加上“低就业状态”的比例，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民工荒”的背景下，大学毕业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收入较少的低就业状态表明，一些大学生存在择业的困境。所谓择业，就是择业者根据自己的职业理想选择就业岗位的过程，能力尽管是择业因素之一，但在中国并不突出，因为大部分被认为是好的工作岗位，即使能力再强而没有社会关系也不一定获得。“好工作”大部分在体制内，这种资源的分配是非市场化的，甚至有代际遗传的特点。但是中国大多数毕业生的职业理想是趋同的、社会化的，个人化理想色彩不足。这种现象导致大学毕业生扎堆需求所谓的“好工作”，厌弃“不体面的工作”，从而造成了过高的失业率，也是低就业状态比例较大的原因。

　　中国存在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现象，这种身份社会是以工作性质决定的。目前就业首先划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类，体制内因有安全感、地位高、有寻租机会以及比体制外人群更高的福利待遇，是大部分毕业生追求的目标，比如考公务员热潮或进入国有企业。

　　由于体制内就业的好处需要一个过程显现，并且主要体现在长期收益，比如经过多年后逐渐拥有权力才可能有寻租收益。比如养老金与医疗保险远远高于普通人，比如工作稳定性不会随市场周期波动而受威胁等。但是，一些大学生毕业刚进入体制内，其基本工资与市场部门同届毕业生收入相比较低，其效益需要时间熬出来，所以，报告指处于“低就业状态”的主要是进入政府机构和科研部门的毕业生。

　　好的就业环境 需要破除身份制社会

　　大学毕业生一入社会就追求过于稳定的体制内就业，是与父辈的意识分不开的。很多中国年轻人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家庭私产的一部分，父母有权决定或最大程度的塑造孩子的未来。对于他们而言，深深地体会到体制内的好处，因此，那些在体制内的父母会通过各种关系将孩子安排在国有部门工作，即使那些市场上的富人，也不惜巨资将子女转移到体制内工作，他们需要这种身份。

　　这种“体制现象”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仍有巨大的完善空间。首先，“体制内”福利体制与市场部门的双轨制应该取消，比如近期社会争议的养老金缺口与延迟退休问题，体制内不用或少缴纳养老金、医疗保险，但获得更高的保障，而市场部门的职工尽管缴纳很高的比例，却得到的很少，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中国也应该进一步打击腐败，尽最大努力消除权力寻租现象。体制内基本工资整体上并不高，但其附加的各种“腐败”太多，尤其是在一些公共部门总有寻租机会，这也是吸引很多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主要原因。如果加强监督，而行政过程法制化、透明化，那么，没有油水可捞的体制内岗位，就不会那么抢手。

　　大学生就业歧视市场部门也有体制性因素，即在市场部门就业没有安全感，很多企业不给员工提供社会保障，劳动者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一些市场部门就业更像是“临时工”。而中国人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不愿冒险，希望毕业后一步到位，就像大量毫无财力基础的年轻人买房子一样，而不佳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促使人们选择稳定。

　　因此，政府应该深思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有效执行劳动法。但其前提是给予广大企业公平的市场环境，依法行政而减少一些企业身上的“灰色成本”，并为企业大幅减税，从而有更多的财力支持员工的福利投入。当然，相关制度带来的不平等是人的不平等与择业困境的根源，大学毕业生失业并非没有工作机会，而主要在于缺乏安全感和尊严，政府应该为创建一个公平的市场而努力，如果每个人都有稳定的社会保障而无后顾之忧，可能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冒险并追求自己的理想，这也是经济创新性发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