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不得自行发债”是剂醒药

　　□ 叶祝颐

　　6月26日二次审议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从严规范了地方债务，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只有法律或国务院规定才可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代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在会上表示，一些常委委员、部门和专家提出，近些年地方政府债务急剧上升达十万多亿元，带来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现行《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一审定稿时曾规定：“在整体计划之下，经批准，地方政府可以发债。”但是，《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时删除了一审稿对地方政府举债的松动条款，从严规范地方债务，只有财政部才有权代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此举体现了决策层对地方政府债务急剧上升潜在风险的重视。

　　尽管一些官员与专家否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爆发可能。但是，政府债务是关系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变量，地方债务风险事关政府公信形象与民生利益，特别是近年来地方债务陆续进入偿债高峰期，一些地方政府还债过分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地方债务风险监控不可掉以轻心。

　　审计署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虽说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了103740亿，但是除开财政支出，每年可用于偿还债务的资金有限。再者，有的地方财政收入过分依赖土地财政，弊端显而易见：推高房价，增加征地、拆迁矛盾，造成国有资产缩水甚至流失。

　　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债务率已高达150%以上，个别县市债务率已经超过400%。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在广东省省情研究中心调查涉及的20个乡镇中，政府欠债总额就超过10亿元，其中债务最多的镇达25949万元，最少的镇也有486万元，平均每个镇负债5430万元。不考虑利息因素，个别乡镇不吃不喝还债需要400年。报告认为“乡镇债务已超过实际偿还能力”。如果不对地方举债行为进行规范，将会给地方政府信用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果没有转移支付，有的乡镇政府该破产了。

　　在我看来，地方政府热衷举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需求不断提高，由于财政资金有限，客观上推动了政府的举债需求；二是一些干部为了快出政绩、多出政绩，急功近利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顾现实条件，大肆举债，大拆大建，甚至拆迁新建小区、大桥打造政绩工程，造成政绩包袱。

　　有报道说，在我国662个城市、20000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高尔夫球场等政绩工程，其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负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毁损绿地、良田建高尔夫球场的报道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招牌下，地方负债率过高，欠债不还，损害政府公信力，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为了还债，有的地方没有钱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钱改善民生，还在公共服务中偷工减料，乱收费、乱摊派。

　　但是，靠过度负债支撑起来的政绩工程为某些官员带来了政绩资本，甚至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在错误政绩观的主导下，一些官员为了获得立竿见影的政绩效果，只做表面文章，不求工作实效，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从严规范地方债务，实际上给某些热衷举债谋政绩的地方官员注射了一针清醒剂。但是“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加强地方债务监管要立法更要执法。现行《预算法》已明确地方政府不能举债，但是地方债务高达十万亿就颇能说明问题。因此，相关部门要提高法律执行力，依法治理地方政府非法举债融资，防止地方政府旧债未还又添新债。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要前移监管关口，对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明确处罚细则，让地方官员基于违法成本考虑不敢擅自举债铺摊子、上项目。维护政府形象与公众权益，守住政府“欠债还钱”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