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背景下：长三角回归实体经济

　　姚建莉 许冉

　　当稳增长政策来临之时，外界突然发现长三角各地政府都在回头重提实体经济，而此前有一段时间，所谓“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经济甚嚣尘上。

　　6月25日，杭州市政协常委会议专题研究实体经济发展，引浙商回归，不仅是杭州，长三角各地陆续出台政策驰援实体经济。

　　6月13日，江苏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的意见》，上海市市长韩正近日也强调“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此前，在转型升级的口号指引下，长三角各地频繁喊出总部经济等口号，纷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仿佛制造业失去了立足之地。

　　“失去的实体经济产能永远地失去了，而新的又没有产生，”浙江省政协委员郭胜华的一份提案如是写到，“传统优势产业是国民经济之本，是一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力源泉，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赖以成长的土壤 ”

　　接受本报采访的浙江省发改委、台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南京市科委等人士均表示，面临着共同的制造业水平低、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长三角发展如今力推实体经济应将重点落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

　　这也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两省一市助力实体经济

　　自去年以年，国务院通过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创新金融方式、加大新兴产业资金支持等方式推动实体经济发展，长三角一带的动作更是明显。

　　6月26日上午，浙江丽水市举行总投资127亿元的56个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浙江省省长夏宝龙强调要加大工业有效投入、增强工业发展后劲。

　　“工业是基础这点不能丢。”浙江省发改委相关人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浙江实体经济的思路是“做优农业、做强工业、做实服务业”。

　　他告诉本报记者，今年浙江省发改委已经将2009年至今，国家和省级各部门出台的实体经济鼓励政策中涉及要素保障、税赋减免等“实”的政策汇编成书，共900多条，发到各相关部门及相关企业，“对企业而言，最实在的是资金、土地、税收等优惠。”

　　这些政策之外，是浙江省舟山海洋经济、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温州金融改革三大国家战略所创造的新经济增长点，以及在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和全省民营经济大会基础上的“引浙商回归”。

　　具体而言，摆在“小而散”的浙江块状经济面前的任务是兼并重组、产业集聚、引进大项目大企业等。夏宝龙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未来三年浙江省将引导150家左右的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创建“总部型、品牌型、上市型、高新型、产业联盟主导型”五类实业企业。

　　以温台地区为例，“台州实体经济主要是推行三个抓手，一是引进大型企业并促进小企业向大企业跨进；二是推进一批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和带动力的项目；三是政府服务。”台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经济中心主任吴南海说。温州则在金融改革之后，5月中旬出台《关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老工业基地南京则把重心放在了软件上，建立以中国（南京）软件谷为核心，南京软件园和江苏软件园为两翼的“一谷两园”软件产业集聚区，围绕“1+8”创新创业政策链展开，“政府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将引导重工业往软件行业发展。”南京市科委副主任刘小斌对本报记者如是说。

　　目前南京已吸引了IBM中国软件授权培训中心、中科院软件所科技成果孵化中心等项目落户。据统计，2011年南京市软件业务收入达到1520亿元。

　　作为配套，立足于本地的高校资源吸引高层次人才落户，是南京最大的优势。中国（南京）软件谷的政策是，对获评杰出人才等的给予一次性高达30万元的奖励。

　　不同于江浙两地的是，上海的特色在总部经济，“这么高的综合成本下，一般制造业基地不可能放在上海，外迁是客观规律，但制造业依旧是基础，上海的制造业重点应放在精度高的装备机械类上。”上海市社科院上海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维指出。

　　5月底召开的上海金融支持实体产业经济发展会议上，12家银行正式与上海签约，自今年起连续三年为上海市高端装备制造等十大重点实体产业滚动提供总额6600亿元融资支持。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在会上指出，这么做的目的在于，确保上海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推动产业布局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上海经济转型发展。

　　事实上，上海两个中心方案获批后，曾经上海个别官员认为上海建设金融和贸易中心，制造业似乎将远离上海，但如今张江、金桥等开发区地位重新受到重视凸显了制造业亦回归到上海。

　　制造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与其说回归实体经济这，不如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加快提升制造业。”陈维指出，造成长三角实体经济困境主要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本身制造业水平低。

　　在他看来，国际上高端制造业优势在于分工，促进新兴部门独立出来发展壮大，“中国政府有责任深化分工体系，在此基础上自然会产生对服务业的需求，否则，仅政策趋动下的服务业，整体水平还是偏低，难以走出地区之外、走出国外。”

　　尽管上海提出“9+5新兴产业”等策略，但受以外资、国企为主的经济结构限制，“目前还是强调的以个人技术能力为主的创业创新。”

　　这与南京创新驱动不同，“南京是受过去强调重工业发展产业的环境资源限制，重点在于吸引人才，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刘小斌指出。

　　在外资大规模创新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陈维指出，上海提升制造业要从国企突破，“像电气、大众等大型国企，打破垄断、引民资进入是根本。”

　　但他也指出，这涉及国企改革等深层次问题，尽管方向是对的，进展必然缓慢，“四五年都说得短了点。”

　　同样面临民资去向拷问的民营经济重镇浙江，问题更为突出。

　　当要素、市场化改革、全球化三大红利缩减、劳动力等成本上涨压缩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后，产业资本逐步流向虚拟经济，实体和虚拟经济的平衡出现了偏差，是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市场发展的必然。

　　“毕竟西方工业化进程几百年，中国改革开放才三十几年。”浙江省发改委人士指出，大环境下的经济泡沫在浙江客观存在，政府确实要引导这些资本往实体经济回归，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但经济下滑不是浙江独有的问题，国外冲击下的困境是难免的，不要太过失望。”陈维说。

　　只是就整体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低迷或将持续，伴随着国内房地产调控和投资增速回落的压力，“出口导向”的长三角经济转型升级任重而道远。

　　“但核心还是在打破垄断，允许民资进入高端制造业。因为没有一个发达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服务业，回归实体经济的重点应该提升制造业，促进制造业的分工细化。”陈维这样告诉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