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三会高层聚首陆家嘴论坛 深化金融改革促进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超高速增长后，现有金融体系内外交困，亟待变革。6月28日至30日，2012陆家嘴论坛在上海浦东举行，论坛主题是 “金融治理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风向标，早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便指出，金融要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提出“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等。

　　“为了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必要改革现有的金融治理架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陆家嘴论坛上说。

　　金融体系亟待变革

　　6月29日上午，一行三会高层聚首陆家嘴论坛，齐指金融改革深化应更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周小川指出，现代金融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倾向，成为最终诱发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要大力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坚持进行利率、汇率和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的改革；全力坚持并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特别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周小川称。

　　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也在会上表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入了一个特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实体经济与金融的互动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第一，中国劳动力市场已步入刘易斯拐点。”他说，“过去企业家只要把廉价的劳动力和银行的贷款结合起来，就能在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上盈利。但现在这种盈利机会对企业和银行业来说，都在大幅度减少。”

　　中国追赶型技术进步模式的潜力逐步消耗；随着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回报率下降，过去通行的“银行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政府走”模式的生命力会明显地削弱；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均会给金融业带来挑战。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金融服务体系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目前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我们要挖掘银行的潜力，而且要积极推动民间信贷的规范化发展。”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我国银行业新资本监管标准已正式发布，新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也将择期出台。新的资本和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将促进银行业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银行增加相关领域信贷投放，更有效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

　　地方融资平台争议

　　诸多与会人士均认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出路在于改革，改革方向还是市场化、透明化。

　　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攀升。地方债务规模过大，是否为中国经济当前主要隐忧？在6月28日晚的“浦江夜话四：地方政府融资体系改革”讨论中，这一问题引发诸多参会代表的争议。

　　根据审计署2011公布数据，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万亿元。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从总量来说，10.7万亿还不构成中国公共部门债务超过安全线的总量风险，把它和其他可以通过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了解到的公共部门其他债务合在一起，中国公共部门的负债率大概是50%上下。

　　他认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欧盟全面失守60%的预警线，中国在这个区间内，总量上不会造成危机性的、直接的威胁。

　　“但是风险确实在积累，而且绝对不可忽视。”他同时表示，在一些局部，在某些项目上风险非常明显，一旦被某些因素触发，变成现实风险，就变成局部危机的可能。

　　但不少参会的银行家们，对地方政府债务持乐观看法。

　　国家开发银行业务发展局副局长吴江表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和欧债等性质不一样，投向和结构也不一样。希腊的债务基本是消费性的支出，而中国的融资平台，像高速公路、城市道路、新的民生项目等都是一些有效资产。此外，中国政府的资源比较丰富。

　　他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不良率，整体低于其它贷款的不良率，从现在来讲很放心，对未来我们充满希望。

　　交通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钱文挥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只看到好的忽视风险，也不能因为有风险，就认为平台一无是处。

　　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只要经济增长保持一定速度，住房的刚性需求、商业用房、工业用地的增加始终会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

　　“经济增速不能低于7.5%，低于这个数字就非常危险。”他说，“我还是比较乐观，虽然现在经济有点下行趋势，通过国家政策的预调、微调，形式很短时间内会有好转，我们手头有很多手段可以用。”

　　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建议，最终解决地方融资平台的出路在于证券化。在他看来，地方融资平台的证券化，即债务证券化，可以解决透明度不够问题，并可通过风险分散化解系统性风险。

　　“地方政府的融资体系，我认为应该合理的、内在的和政府整个体系深化改革形成匹配关系。”贾康说，中国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在财政体制上必须建立可持续的、以分水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这个分级财政逻辑上的要求，首先要清晰、合理化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事权，后面是财权、税基，还有预算，这是公共财政追求的运行当中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