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学位服的时刻

　　徐贲

　　 毕业的季节到了，我在苏州大学的校园里散步，随时可以看到一小群一小群的学生身着学位服在一起照相留念。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特殊的学生，他叫林水金，台湾新竹县人，今年67岁。2008年，他考上了苏州大学金融系，念金融学博士;今年，他取得了学位。苏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他身穿红黑二色博士服的照片。

　　 正好又在网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一位49岁名叫黄金焰的安徽农民，儿子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毕业生，正好带队去参加墨西哥机器人足球世界杯。黄金焰和妻子特意从打工地新疆克拉玛依来京，替儿子“毕业”。他代替儿子穿上了学士服，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在千千万万身穿学位服的毕业生中，农民黄金焰的学位服是特别有意义的。

　　 美国的毕业季节来得比中国早一些，一般是5月中旬，我和妻子同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参加我们孩子的医学院毕业典礼，也见到了特殊的一幕。今年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有150名医学博士和50名哲学博士获得学位，他们穿着学位服坐在会场中央，家长们则在四周就座。当学院的领导讲话和为一些教授和学生授奖时，会场响起阵阵短暂的礼貌掌声。但是，有两次的掌声则完全不同。

　　 在这150名医学博士中有一名罹患了血癌，另一名则因为恶性脑瘤刚刚动过手术。前一位无法亲自来到会场，他发来了一个视频。他身上插着许多输液管，但却穿上学位服，站起来向人们招手。后一位亲自来到会场，和其他学生一样，身着学位服，从院长手里接过学位证书。当这两位学生出现在会场的大屏幕上时，全体毕业生和全体家长从座位上站立起来，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在今天的校园文化中，对于学生们来说，穿上学位服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表示他们在学习生涯中已经取得了某种成就，或标志他们学子生涯的结束。大多数的学生是幸运的，学校生活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自然阶段。而学位服不过是毕业仪式中的一件道具而已。但是，对于67岁的台湾人林水金、49岁的安徽农民黄金焰和那两位罹患了绝症的哥伦比亚医学生来说，学位服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学位服可以追溯到西方的中世纪，然而，在中世纪大学开始出现学位服之前，这种特殊的服装大致不过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校服”，并没有学业结束的意思。在中世纪的欧洲，城镇里的男男女女都穿长袍，寒冷的大厅和透风的建筑使得人们不得不披上长及地面，并连着头巾（hood,兜帽，又叫坎肩）的长袍。从十三世纪开始，随着学院体制的推广，学位服才渐渐成为一种标志不同学历程度的仪式性服饰。

　　 现在的学位服是由长袍、头巾、帽子和流苏组成的。长袍是最主要的，学士的长袍是敞袖（有的是半长的袖子）；硕士的长袍是方袖，袖口敞开，呈弧形；博士的长袍是喇叭袖。头巾是从中世纪的兜帽演化而来的，现在只是一块从肩部垂到背部的坎肩，只有硕士和博士的学位服才有这种被称作为“头巾”的坎肩。帽子分两种，一种是学士帽，因为是四方的平帽，看上去像是抹灰泥的工具，所以又俗称“镘板”（mortarboard）。硕士、博士戴的才叫做“帽子”（tam，又称便帽）,是用天鹅绒材料制作的，硕士的是方形的，博士的则是六角或八角形的。帽子上的流苏一般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专业，但是，在特殊的时候也会选用特殊的颜色，例如，斯蒂文斯学院在庆祝建校175周年时，就用白色流苏来代替传统的黑色流苏。

　　 不同样式的学位服饰聚合了“学子”这个小群体，但同时也隐藏着等级森严的习俗秩序。在局外人眼里，它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同；但对体制中人来说，每一种区分都代表了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一切仪式化服饰，军装、警服或其他制服，都具有这种既聚合又区分的作用。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时刻，当学位服穿在一位67岁的老人，一位没有念过多少书的农民或者身患重病也许不久于人世的年轻人的身上时，它才成为一种超越了小群体和等级秩序的高尚象征，也才使我们真正为之受到了感动。（作者为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