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浪潮迫切需要战略应对

　　本报记者 李继学

　　“十二五”时期，我国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到来，将年均增加老年人860万左右，预计到2015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增加到2.21亿，占总人口的16%。未来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日益加重，到2030年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翻番。

　　 7月1日，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讨会，围绕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及社会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未富先老的影响

　　更加突出、深刻和复杂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蒋正华说，人口老龄化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成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始终把握的新的基本国情。

　　他表示，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叫做未富先老，其影响更加突出、深刻和复杂。

　　在人口领域，人口老龄化将逐步成为21世纪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制约人口发展活力的提升。

　　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的结构、消费需求结构和国家税源的结构，降低了国民储蓄和资本积累，而且提高养老的经济社会成本，影响金融系统的安全，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逐步加剧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增加宏观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这将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基本面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发展领域，人口老龄化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容易引发代际利益冲突，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削弱家庭发展能力，促使家庭矛盾加速外化，老年人疏离社会现象日趋严重，不利于增加社会认同和融合。老年群体社会利益诉求日益凸显，对公共政策的调整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提出更高的新的要求。

　　在城乡统筹发展领域，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交互推进，缓解了城镇老龄化压力，但是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给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养老等带来新问题，加大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

　　在民生保障领域，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将大幅增加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服务保障的需求，放大了全体社会层面面临的收入风险、疾病风险和失能风险，加大了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压力。

　　他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现阶段，我国在物质、制度、思想、政策、组织，特别是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准备，还很不充分。

　　要用积极的心态来看待

　　 “我国从1999年迈入人口老龄型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到去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2050年前后，将达到4.8亿左右，超过总人口的1/3，占届时世界老龄人口的1/4，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老龄委副主任、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

　　他说，我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峰值高、发展不均衡。更为突出的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老龄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相伴随，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相重叠，与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利益调整相交互，与发达国家相比面临着提高亿万老年人福利水平和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压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条件更复杂，任务更艰巨，时间更紧迫。

　　 蒋正华认为，人口老龄化也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标志着人类生命新阶段的开始。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人类健康水平不断提高，这将有利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有利于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所以，从正面看，人口老龄化也可以称为人类的健康长寿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郑功成认为，需要用积极的心态看待人口老龄化。人类既可以延长生命，也有办法解决人口老龄化，无非是更加合理地做好制度安排和合理分配财富而已。

　　他说，社会保障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对此，他讲了几个观点：不要动摇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心，没有任何依据说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会崩溃；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安排要立足于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老年保障体系而非单项制度支撑；要继续维护我国的优良传统，维系家庭作为养老的基石地位；要树立以老养老的新观念。

　　“老”不可逆转，要靠“富”

　　“既然大家都承认我们有一个未富先老的特征，很显然，解决中国老龄化的一个中国特色的钥匙应该是解决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

　　他认为，“先老”的问题其实是解决不了的，可以改变的是解决“未富”的问题。

　　他强调，目前挖掘老年人力资源的潜力，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要有以下正确的出发点：保持可持续增长、提高养老保险制度参与率，比节约养老金支出更重要；退休制度不要一刀切，应该实行弹性制度，充分利用高技能、高素质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实际退休年龄比法定退休年龄更重要；为未来提高退休年龄创造条件，教育优先、加大培训力度更重要。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军认为，人口老龄化显著降低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活力，是其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他建议，把人口老龄化作为经济工作中的基础性决策因素来考虑；从技术进步上进行应对；促进资本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防范金融风险；适时提高退休年龄；积极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成本；增强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性；保持中国为“生产型”国家而非“消费型”国家。

　　构建老年健康友好型社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认为，政府、市场、社会特别是社区，还有家庭，这四者之间的边界，是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强调第一支柱是家庭，家庭做不了的，政府补充，然后靠市场。

　　他说，政府要设计制度，提供制度供给；通过老龄产业发展，发挥市场作用；适时调整退休制度，构建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长期战略。

　　 “当前我们不仅老年人口规模巨大、速度快，最重要的是健康的威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其中慢性病已经成为最大的杀手，我国患有慢性病的人数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而且主要是体现在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

　　他提出，要构建老年健康友好型社会。其指导思想是，立足于人的全面健康，提出健康优先发展的战略思想，倡导建立以健康生活为基础，以促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为核心，以绿色科技为动力，提倡健康社会文明，追求经济社会与健康之间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基本的原则是公平、效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持续性。

　　“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称之为中国老年人口的梦想是什么呢？就是愿天下的所有老年人口都幸福。”胡鞍钢说，既有社会保障，又有健康，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