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谦：在转型与定型中推进金融改革

　　——访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如若单对金融业进行全面梳理和宏观总结，您认为贯穿金融改革开放历程的核心和关键是什么？

　　王广谦：经济领域改革和开放的取向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学术界又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称为“转型经济”，即意味着经济发展改变原来的“旧型式”，走向未来的“新型式”。金融既然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自然地，金融改革也就成为经济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方面。

　　客观理性看待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所走过的轨迹，在“转型”的全过程中，不断地改变(改革)与逐步的确立(“定型”)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在“转型”的前期，“改变”会处于更为主导的位置，虽然这种“改变”同时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确立”；而在“转型”的后一时期，“定型”的重要性则会上升，尽管这种“确立”同样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改变”。我国金融业30多年的改革开放即是在“转型”与“定型”的交织作用下发展前行的，“转型”中有“定型”，“定型”中有“转型”，二者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犹如矛盾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如若再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以考虑，从1978年到现在无疑属于“转型”的前期阶段，因此“改变”起着主导的作用，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变化，未来“定型”的重要性将逐步得到显现。因而，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进行全面总结，重点应在两个层面加以努力：回顾、梳理30多年改革的历程和变化，肯定那些适合未来的改革结果；分析、研究需要进一步改革和转变的重点和瓶颈，加快“转型”的步伐，推进金融业“新型式”的逐步确立。

　　记者：目前我国已经在建立多元化竞争性的金融机构体系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金融改革与“转型”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但问题也有很多。您认为在上述领域，下一步需要研究和深化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王广谦：在建设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方面，首先应处理好金融机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一定程度的集中可以使一些大的金融机构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尤其对于我国而言，国家控股一些大金融机构是必要的，但需要明确国家金融资本的投入渠道和运作方式以及代表国家管理金融资本的机构如何定位；在有外资参股金融机构的前提下，金融机构如何选择合适的战略合作伙伴和财务合作者以及这类机构在运营中权责利如何具体协调；民间资本如何平等进入金融机构等问题。另一方面，完善的市场经济需要多层次的金融机构服务于不同的群体，各类型、各层次的中小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机构目前在我国也同样呈现出很强的竞争力，因而在鼓励发展大型金融机构的同时，也应充分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集中与分散相互融合，有助于金融机构体系高效率运作，从而更好地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次应处理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与监管机构协调联通的问题。从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看，综合性经营将为更多的国家所选择，因此下一步我国应该顺应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积极推动和探索银行、证券、保险三大支柱机构间的业务融合与平衡发展。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首先各金融机构应该进一步设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需要管理者充分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进行管理创新。此外，还要建立内控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其次各金融机构应该根据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和有利于提升竞争力、资产质量、盈利水平和服务水平的原则来明确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战略。不同金融机构需要重新进行合理定位，根据经济社会结构更加多元化、人群层次变化更加明显的特征，推进关注各个群体和各个层面需求的服务和创新。

　　记者：金融机构复杂的业务活动构成多层次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资本市场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规模和流动性指标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总体而言还不够成熟，一些结构性、机制性问题依然存在，如何进一步进行制度建设并调整结构，从而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和规范发展？

　　王广谦：在制度建设方面，资本市场的最基本功能是引导资本的最优化配置，而实现资本的最优化配置在于创造条件促使发行市场与流通市场协调发展。发行市场的功能是为发行各类证券的公司(以下简称“发行公司”)筹集所需资本提供便利，为投资者提供投资的渠道和机会；流通市场的功能是为发行公司调整资本结构和投资者调整投资选择提供条件。我国的资本市场尽管在上述方面体现了其本质的作用，但在具体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诸如发行公司为上市而上市，所筹资金并无明确适当的使用方向，投资者并不着眼于发行公司经营状况而过多关注二级市场，致使股票转手率过高等问题。为逐步解决上述弊端，今后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充分注重发行与流通两级市场的关系协调问题，要以有利于股东长期持有、增加短线操作的成本、培养真正的投资者为准则，使资本市场的整体功能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

　　在结构调整方面，首先需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对于经济和金融的成功转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基本上是交易所市场，虽然在主板框架下，中小板和创业板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来看，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还是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尽管我国的企业都有强烈的上市愿望，但为数众多的企业都进入交易所市场筹集资本是不现实的，这不但受制于交易所市场扩容的限制，而且也不利于建立上市公司的筛选机制和中小企业灵活的进入退出机制。要改变这一状况，下一步应该重点研究建立地方性的场外交易市场，以满足众多各类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要求，另外，还应逐步建立与完善衍生品市场。其次需要关注资本市场融资结构的合理性问题。在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结构方面，目前我国保险业和证券业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只有5%～6%，而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在90%左右，直接融资的比重过低。在直接融资内部，债券融资与股票融资的比例结构也不适宜，债券融资特别是企业债券融资的比例过低。今后不但需要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而且还要特别注重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记者：货币市场是金融市场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货币市场的核心要素——货币则是现代金融运行的基轴。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以利率为衡量的货币价格渐渐向市场机制转变，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从经济理论和实践角度，请您谈一谈对利率市场化的看法。

　　王广谦：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考察货币价格首先应考察货币供给和需求状况，对我国而言，重点需要考察货币供给的形成机制与货币的真实需求问题。在货币供给方面，从我国十几年的实际情况可看出，在货币投放的几种方式中，外汇买入占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比重很大，票据再贴现和证券买卖的比重较低，这与我国实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以及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不够发达密切相关。在货币需求方面，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社会对货币和信用的需求很强烈，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却不断增大，解决该问题除了需要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并重新定位服务对象、服务范围和经营方式外，还需要下大力气判断社会对货币和信用的强烈需求是否存在虚假的成分。事实上，判断社会的真实货币需求并不容易，完善投融资约束机制、明确投资主体的责权利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解决途径，但需要相关各方面都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综合货币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率作为货币供求的价格，引导着货币均衡和金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利率不变调整到扩大利率浮动范围，再到逐步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部分存贷款利率，利率的形成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率的市场化进程仍需加快，这是确立和健全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重要基础。尤其是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的增强，利率的市场化要求更为迫切。尽管学界对利率的市场化心存疑虑，但在中央银行能够根据社会经济状况对基准利率实行有效灵活调整的情况下，完全放开市场利率的风险并不大，而短期内对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带来的冲击也会很快被市场机制所矫正。权衡利弊，完全放开市场利率是实现金融“转型”所必须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应该立足长远，努力推动利率市场化早日实现。

　　记者：利率是一国货币对内价值的反映，而汇率作为本外币之间交易的价格，其市场化是实现货币内外均衡的重要条件，特别是2005年以来，伴随我国贸易顺差的扩大、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经济总量的上升、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出现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矛盾的突显，人民币在全球经济平衡中的角色引起了广泛讨论。请您谈一谈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性及两者的内在联系。

　　王广谦：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逐渐走强。虽然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不断增大，但总体来说，这一机制还不能完全反映外汇供求和货币内外均衡的状况。因此，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需要进一步加速调整。

　　而人民币的国际化，既与国际经济再平衡有关，也与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首先应该肯定，在全球经济运行中，在没有一个能够支配全球经济的世界货币的前提下，多元货币是必然的选择。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有三个基本的条件：一是经济实力(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较大的份额)，二是国家管理货币的能力(管理能力、技术能力以及具有完善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三是国家声誉(国际社会的接受度)。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占比已超过8%。我国在管理货币方面也已经渐趋成熟，尤其在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言行一致，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全力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行动，成为稳定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因此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人民币不可能不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但对我国经济，而且对全球经济都是有利的。

　　汇率市场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存在进程互动关系。比如，汇率市场化要求国际收支账户实现全面开放。从我国经济发展和快速融入世界的客观要求看，在实现经常账户开放的前提下，还需要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而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又会为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基础条件。

　　近年来，我国在汇率市场化与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今后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并做好制度安排。这需要进一步提高管理和调控货币的技术能力和宏观把握能力，此外，推进措施也是极为必要的，包括扩大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的计价范围和规模，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等等。

　　记者：金融运行的秩序、效率、稳定、安全贯穿金融改革全程，是时刻需要关注的首要因素。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转型”与“定型”中的金融稳定与安全问题？

　　王广谦：关于金融稳定与安全，我认为应重点关注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监督体制与监管方式、整体安全与风险防范三个方面，它们既是金融运行中的内在问题，又是保持整体经济金融运行稳定与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货币政策是调节宏观金融与经济运行最重要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体系包括政策目标、中介指标、操作工具及传导机制等，在未来的实践中，货币政策在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的选择与运用、金融资产价格监控、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等方面仍面临一定的考验，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技术性和难度会大大增加，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领悟和把握。

　　随着分业经营界限的逐渐模糊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分业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会更加明显。在现行“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下，加强四者之间协调沟通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今后必须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并时刻检验其实施效果。

　　在完全的信用货币和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金融的安全和风险变得十分复杂，不但风险判断非常困难，而且风险防范的技术性难度很高。因而，建立整体金融安全与风险防范机制迫在眉睫，这既包括控制虚拟成分的过快增长，也包括加强金融运行的国家主导权，并保证国际间的金融联系在较小风险的前提下有序进行。

　　记者：创新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在金融业“新型式”的确立中，如何把握好金融创新的未来方向？

　　王广谦：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已经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在未来也将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引领整体经济的发展。但如何引领？引领到何种程度？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金融业在其“转型”与“定型”的过程中要把握好“转型”的尺度、选择好“定型”的角度，进而确立与经济金融发展及开放程度相适应的“新型式”。

　　从行业自律角度而言，金融创新要有利于金融对经济基本作用的发挥。必须看到，虽然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引导作用已十分突出，但其为经济服务的本质并未改变。金融的基本作用仍然是为资金盈余者和资金需求者提供投资、融资和结算等服务。所有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创新都必须对外部需求和内部成本进行考量，始终围绕为实体经济部门服务这一宗旨、围绕社会的真实需求来进行，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循环，避免金融资产的过度膨胀和经济的过度虚拟化。

　　金融创新还要处理好创新与规范的关系。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在为实质部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具有了相对独立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特别是在中央银行提供的货币具有无限法偿权力和信用无限创造机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具有内在的膨胀动力和趋势。金融创新在总体上是无止境的，需要不断追求和实践，但在具体或个体的方面，也有一个“止于至善”和适当或适时“节制”的问题。发展需要不断地创新，也需要不断地规范。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必须建立良好的风险防范机制并加强社会责任意识，遵守这一行业的行为规范和基本行为准则，保持良好的行业运行秩序，避免由于社会责任缺失和风险防控不力而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确保金融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外部监管讲，金融监管机制、标准也不能一成不变，同样应当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渐进“转型”，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逐步确立顺应时代的“新型式”。外部监管应该力争实现监管全方位、风险全覆盖，将影子银行、评级机构全部纳入监管领域，尤其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更应当予以足够关注。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国内、国际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