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血的温州

　　“做企业20多年，现在是信心最低谷。(企业)想关的话随时可以关。”这是当下温州实业者的普遍心态

　　文 | 本刊记者  秦姗    编辑 | 李岷    摄影 | 吴凌峰

　　十一的长假，温州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轻工)总经理李中坚是带着家人在苏州的一栋别墅里度过的。晚上他抽空参加了当地的一场婚礼，外形肖似邓小平的他在婚宴上还以伟人的方式祝福了这对新人。

　　和他的轻松自得不同，几百公里外的温州，他的同行们大多处在风声鹤唳的紧张状态。这从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接电话的频率能看出来，一个小时内，周德文的电话总要响个四五次。周德文接起来说着大致相同的话：政府领导正在开会讨论……还没什么结果……温总理马上就来了。这些企业家从周德文这里，需要得到一些消息，也可能需要一些慰藉，“自己有多少压力自己受着，一旦被别人知道，会有更大的压力压过来。”有人这样描述这群人的状态。

　　这是温州城“跑路风潮”中的一群人。从上半年开始的跑路风潮在8月以来愈演愈烈。据媒体报道，在9月因为资金链断裂跑路或者跳楼自杀的企业主超过20人。多位受访者都抱持一种态度，这种惨象，不是历史的重复和循环，是温州模式发展30年的最低潮。

　　其实李中坚也一样。“我做企业20多年，现在是信心最低谷。”他点了一颗烟，“企业目前不盈不亏的状态，想关的话随时可以关。”

　　挣扎

　　“不到万不得已，谁会跑路？”李中坚对于跑路风潮感同身受，“企业从银行贷款，到期要周转，从老高(高利贷)那里短期借三两个月，结果银行突然不放(这笔贷款)了，以高利贷现在水平，不跑路有什么办法。”温州民间借贷利息普遍标准是银行的5到6倍。从2008年四万亿救市政策，到今年银根紧缩，政策剧烈波动，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最为明显。

　　李中坚的公司没有卷入民间借贷，看上去他也已经放弃了把企业继续做大的想法。李中坚没有注意或者是故意忽略了关于营收的问题，只是说盈亏平衡。工人数比鼎盛时期已经减少了1/3，更重要的是距离企业的鼎盛时期早已过去了10年。

　　李个头不高，显得精干。较一般创业者不同的是，他还有演员的身份。因为外形肖似邓小平，他在多部电视剧中都曾扮演过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李中坚的哥哥李中芳以港商身份回温州，最早发现了打火机的商机。随后兄弟俩成立公司，生产打火机，并进行国际贸易。在他们的带动下，最鼎盛时期，温州拥有3000多家打火机企业，占据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市场份额。“多少人当时因为做打火机成了百万富翁。”李中坚很自豪。

　　到2000年，李中坚的企业辉煌时期就戛然而止了。反倾销、贸易壁垒以及国内市场的无序竞争纷至沓来。很快一个打火机从可以赚一块钱到就只能赚一毛钱了。李中坚想着突围，将打火机向Zippo这样的奢侈品牌方向打造，但9·11事件之后，打火机禁止携带上飞机，“一下子这种产品变得不能流通了。”刚刚开始涉足品牌打造的李中坚懵了，打造品牌专卖店的工作也终止下来。“从反倾销开始，企业财力、物力不断投入，就再也没有余力，似乎这个行业也没有什么机会了。”灰心丧气的是整个行业，企业数量迅速缩减到不足1/10。

　　近几年，困扰中国制造业的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汇率变动几大问题，很快影响到了东方轻工。李中坚感触最明显的，是劳动力。“原来工厂很多，大家接不同的订单，工人在厂之间相互流动。现在工厂变少了，单少也不能流动，而且工资提高。这对企业的压力不言而喻。”后来，李中坚干脆主动缩减了规模，有选择地挑选订单，他小心翼翼地走在平衡木上，所尽力维持的，只是企业的盈亏平衡。

　　不愿勉力维持的，早已撤退。当地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做担保、放贷的，很多是从温州眼镜、皮革、服装、打火机四大支柱产业撤退的。

　　政策不给力

　　对于已经发展30年的温州中小企业来说，资金链条的紧张，使其对外压变得更加敏感。

　　李中坚说，他经营企业20年感到最难过的事情，并不是资金。2009年，东方轻工所在的瓯海区拆迁，东方轻工工厂所在地正好处在必须拆迁的区域。李中坚接到的相关部门的通知是必须马上拆迁。当时李中坚的车间还在进行生产，而合同上明明白白签着交货日期。李中坚心急如焚，“如果可以，先拆周边的，到最后车间也完成了，不是对双方都好吗？”李中坚当时就是这样简单的想法，却无法沟通，负责拆迁的人员告知他这是按章办事，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的他甚至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这样的问题，最后，万般无奈的他只好给市长写了一封信。或许是这封信起了作用，东方轻工遇到的拆迁问题最后算是顺利解决。

　　如果把李中坚们看做一类人，在他的同类中有更典型的例子。做鞋厂的王建平，是当地为数不多还在努力做企业的一个另类。这么多年坚持做实业，显然他的财富积累速度慢很多，以至于他现在还开着一辆老款的雪佛兰。王建平做品牌的信心相当坚定，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时，他认为好机会来了。当时欧洲哀鸿遍野，意大利很多百年品牌都难以为继。“当时只要400万欧元就能收入囊中，包括品牌和当地的渠道资源。”王建平看来这买卖简直是个天上掉的馅饼，他要通过收购构建一个世界版图。他坐上去意大利的飞机时，接到银行一个电话，通知他2000万元贷款到期后不再放贷。王建平到现在都没有语言形容当时的心情。那可能是他在做企业遇到成堆的困难中，最绝望的一次。

　　这件事情之后，埋头做企业的王建平第一次认真思索更广阔的融资渠道。在温州的传统企业中，他的企业基本面良好，战略规划清晰，接触到私募基金等并不困难。他又遇到了难题。最初为了生意之便，公司注册性质是他和妻子共同成立的中外合资公司，公司性质给他引进资金以及未来实现上市形成阻碍，必须变更为中资公司。当他去相关部门咨询时，这笔变更费用已经从200万元提高到480万元。王建平的公司利润微薄，且正进行业务扩张，这将是一笔巨额支出。再三权衡，王建平暂时搁置了计划。

　　让王建平们更经常感到受挫的是他们进出政府一些部门时的经历。“有些时候，那些人很烦躁地站起来直接斥责，‘你们这群人，就是你们最麻烦’。”一位企业家说，“我做企业，本来麻烦就够多了。”

　　李中坚表示，一直主管的相关部门还是很关心企业发展，但是和10年前中国“入世”时，上至商务部都有相关人员对中小企业进行指导和帮助的状况不能同日而语。

　　谁还在乎实业？

　　李中坚已经对打火机行业没有信心了。但他仍然维持着。他认为这是为了面子和责任感。他甚至把在法国留学学习西点制作的儿子叫回到身边，希望用自己20年的经验能够培养儿子学会管理企业。

　　“你以为什么是老板？”在饭桌上他这样问着坐在旁边的儿子，“老板只是个总参。当年我开始做的时候，技术人员说缺料了，我就跑去备料，骑着自行车到处跑。”李中坚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儿子，老板首先是要吃苦耐劳的。儿子没有吭声，李中坚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但他觉得听进去的可能性不大。“现在的孩子不可能再有第一代人的创业品质了。他会觉得自己是富二代了。他一直嚷嚷着换车，他现在开一辆凌志，也不算差吧？可是一群朋友在一起免不了攀比。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太大了。”李中坚清楚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自己敌不过这个社会。

　　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他们认为以自己的知识水平，不太能把握变幻莫测的市场。“胡福林就是个失败的例子。”有人叹息。作为此次温州跑路风潮中最引人关注的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无论在员工还是在朋友圈中，风评都不错，甚至有评价说他是“温州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好人”。胡福林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的眼镜企业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于是在2008年银行贷款政策宽松，鼓励中小企业升级时，胡福林将大量资金投入光伏产业，之后一直在盘整旗下资产，希望在H股和A股同时上市，由于不熟悉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则以及政策的突变，胡福林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无论如何，实业才是最保险的。”李中坚说，但年轻的人们不再这么想了，“他们的知识结构更丰富，更熟悉资本和金融，更愿意冒险获取高额利润。”

　　但温州的几大支柱产业，没落已经成为事实，被迫退出的以及更多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主动进入资金市场，导致了“钱炒钱”的高利贷愈演愈烈。“企业关门被笑话的可能越来越小，反而是听说你还在做企业，一想你一年挣的还不如他们的零头多，就得心里笑你傻。”一位不具名的企业家说。

　　在这种情况下，温州踏踏实实只做实业的企业已经凤毛麟角。“资产多点就做房地产，少点就放高利贷做‘老高’。”上述人士表示。即使李中坚的公司，原来在公司任董事长的哥哥李中芳也早已成立地产公司。李中坚称自己和哥哥是分开的，但外界相信李中坚在其中有股份参与。

　　留守实业的企业也都在三心二意。一些规模企业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从政府大量拿地，使用其中很少的部分进行生产，其余土地用于出租，每年的收入也会大于实业收入，甚至于用来补贴实业。更有明目张胆者，用实业名义从银行贷款然后放高利贷，赚取利差。“温州的企业家精神正在丧失。”上述企业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