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玉西，媒体人士

　　5月9日~10日，中美第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对话前夕，被提名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的骆家辉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投资壁垒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被媒体戏称为是上任之前的“杀熟”之举。

　　很显然，在继中美第一次战略对话正式搭建了“表演舞台”、第二次战略对话正式搭建了“演奏曲目”之后，面对中美第三次战略对话，各国媒体似乎更关注双方如何凭借功力“过招”现存的种种矛盾与分歧。

　　不容置疑的是，2009年正式成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发展至今，双方除积淀了大量对话成果之外，也到了一个双方必须直面分歧的“矛盾多发期”阶段。具体来说，三次战略对话所延续或新增的种种分歧——诸如汇率、投资环境、金融体系、军事安全等问题，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有一个共识，都需要在双方对话中加以解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被称之为“剑拔弩张”式的矛盾与分歧？

　　如果把战略对话中的“矛盾”看作是涉及双方核心利益的话，类似“矛盾”议题双方彼此已达成一些默契。基于两国关系大局的认识，类似“矛盾”双方都已无意触犯，甚至这些“矛盾”早就转化成为双方的“大共识”。中美对话中剩下的所谓“分歧”，显然都是双方深度合作中的新摩擦，但这些基本不会影响中美关系全局。

　　回头来看，汇率问题依然是第二次战略对话“遗留”下来的老话题。经过1年多的磨合，双方的立场都很清楚，实质上已经有了“共同见解”。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基于自身经济发展考虑，逐步掌握了主动权，沿着自己的主权轨道“有节奏”地升值，展示了一个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自信。同样，美国最新批评的中国投资环境问题，显然不是中国“有意”为难美国公司，这些都是两国经济实力变化的结果。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转折期，处于“产业升级”阶段，已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诸多优惠“吸引外资”的投资时期，中美企业在中国乃至全球正面临从“互补性依存”到“竞争性合作”的角色转变，美国显然“明显感受”到了两国高科技领域竞争上的压力，这是两国经济实力变化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国家所谓设置政策壁垒的原因。

　　从中美关系新定位——“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背景来看，中美第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在“大共识”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种种分歧，不过是两国“主动合作、更加对等”伙伴关系发展中的摩擦，都需要双方在逐步适应实力变化下的“新角色”中加以理解与认可。

　　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表明，解决问题、分歧和差异，远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平台，无疑承担了让彼此更趋于“接纳、认可、信任”对方的具体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