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姚博海 北京报道

　　编者按:

　　 2011年6月20日至6月22日，由《华夏时报》主办，上投摩根、大成基金、银华基金、易方达基金、泰信基金、阳光保险协办，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特别支持的“虎妈中国行”活动给国内教育界带来一场冲击。

　　 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虎妈”蔡美儿介绍了她是如何在中西文化中找寻平衡点，央视《对手》栏目中，蔡美儿和英达、常智韬等嘉宾就应当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智辩。

　　 三天的活动中，活动在新浪微博(http://weibo.com)上的粉丝人数超过了9000人，两天论坛上近1000名观众到场一睹“虎妈”风采。包括央视财经频道、新浪亲子、网易亲子、金融界、腾讯、中新网、新闻晨报、新京报等媒体都给予报道。

　　软实力，

　　中西教育之辩

　　 国家的软实力究竟应当如何界定，没有固定说法。在《虎妈战歌》出版时，一个关于中美学生成绩的测试在美国公布，15岁的上海几千名学生，无论是数学、科学,还是阅读语音都考世界第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软实力已经提高。

　　 在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看来，中国学生在中学阶段成绩非常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提高。事实上，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创新社会更需要孩子的创造和创新能力。

　　 “卡耐基说过一个人真正成功15%是专业技能，85%是社会和人际技能。国外学校会强调同学之间的交往和友谊的建立，这是一种最初级的社交能力培养。但在中国，孩子从小便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成长。”在他看来，中国的教育是一次考试定终身，而西方考试有五六种考试方式来判断学生的成绩。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西教育上的差异化。

　　 中国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高分低能。他们不知道怎么交朋友，不知道怎么谈恋爱，不知道如何去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中国很有才华的高材生到了美国寄宿在一个人家，打长途电话给妈妈说赶紧救我，不知道怎么用洗衣机。

　　 而这是一个在亚洲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我读法律学院的时候，我擅长背诵的能力，当老师问我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我就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没有发表意见的能力。”蔡美儿回忆说。

　　 在她看来，美国的成功更多在于其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在学校，分数并不是衡量孩子好坏的标准，他们更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发展。音乐、好莱坞、NBA……美国通过不同的文化领域在世界展现着它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正是其软实力的表现之一。

　　 “我个人觉得软实力更重要的部分是价值观。美国的强大更多在于它的价值观。如果这个教育系统是让孩子学会服从，背诵，重复，不能够挑战权威，不会问问题，只会把已经学过的知识还给老师，这些孩子怎么可能会产生有对世界有价值的价值观。”杨澜说。

　　 但中国教育也并非一无是处。中西教育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在于，在中国听话是一个美德，但在西方听话并不是一个好事，只有狗才会听话。但相反的是，在西方让孩子拉两个小时的小提琴是虐待，但在中国这很普遍。

　　 蔡美儿认为，衡量下一代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除了成绩好，纪律严明外，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有更好的自我训练，他们应当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去分析解决问题。她举例说，当一家人共进晚餐时，丈夫总会问孩子们：“今天总统奥巴马说了什么，你们是否同意，你们的想法是怎样的。”而这正是许多中国家长所欠缺的，他们希望孩子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书本和分数上而不是“毫不相关”的其它问题上。

　　 讽刺的是，当比尔·盖茨12岁时他已经通读百科全书以至于父母已经无法在知识层面上与他对等地谈话，而在中国，12岁的孩子正在被繁重的作业所压垮，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奥巴马是谁。

　　 在王辉耀看来，中国教育需要引入不同教育体系，在办学上应当是一个开放式的办学态度。“我觉得应该把中西方教育结合起来，在西方教育中需要加入中国元素，比如一定的纪律，一定的培养，包括一定的严格。”

　　“焦虑”的中国

　　 自由与纪律，在中西方文化中它们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环境的不同造就了这种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影响到教育。

　　 没有遭受战乱，美国社会一直保持着自由与开放，父母按照曾经自己所受到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而在中国，经历苦难的父辈更希望在孩子身上得到补偿。一方面，他们希望孩子不再受苦，在物质上尽量满足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实现他们没有实现的理想。这样的结果是，父母把学习以外的时间都省下来，但往往“事倍功半”。

　　 在中国家长教育研究所教授齐大辉看来，中国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价值观上的模糊。在美国，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但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诚信，是自由、平等、博爱。而在中国，很多家长培养孩子没有一个确切的目标，笼统上是希望孩子成功，但这种成功不是一种价值观培养上的成功，而是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能赚多少钱。

　　 因为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进入一种经济快速腾飞的阶段，但思想的腾飞却没有跟上。在中国，成人每天都忙忙碌碌，他们害怕失去工作，害怕赚不到钱，每个人都很“焦虑”，在这个时代变革的时期，每个人都因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恐惧。

　　 教育成为了这种“焦虑”背后的牺牲品。“今天的中国父母不明白应该如何去做父母，很多父母给予孩子的只是物质上的满足，他们没有办法去和孩子分享知识，没有时间去倾听孩子的想法，这就造成了孩子价值观上的缺失。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取决于国民素质，国民素质则取决于价值观的养成。”齐大辉说。

　　 王辉耀举例说，在美国和加拿大，很多父母工作压力并不这么大，他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玩游戏、聊天，他们会和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认识这个世界。“我更希望家长们能适当放下一些工作，和孩子出去走一走，让他们自己去了解这个世界。”

　　 在美国，家长给予孩子太多的选择权，当他们还小的时候，这种选择权造成的结果是美国居高不下的青少年怀孕问题。但在中国，家长给予孩子的选择权则太少，所有人都是按照一成不变的路径去学习、去成长，他们没有时间出去玩，不会与人相处。

　　 “我本人更倾向于东方教育的严格纪律性，因为孩子在10岁之前的判断能力是有限的，我不能像美国父母那样任由孩子去玩耍。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不给予孩子独立的空间，当他们进入大学后，我会让他们自己选择喜欢的学科，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去学习。”蔡美儿说。

　　 一位中国高中生这样问蔡美儿：“如果今天您的大女儿离开哈佛不念书像比尔·盖茨一样去追寻她的梦想，您会支持她吗？”

　　 蔡美儿回答说：“我会支持她，只要是她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但是仅限于大学，高中就不应该。我认为所谓的教育应该是属于年轻的时候，通过严厉的督促和引导使得孩子们选择正确的方向。对于我的大女儿，她要主修什么课系，想要读什么我是自由开放的，让她自己来做这个选择。但如果她要放弃学业，我承认我不会太高兴，我要知道原因。”

　　中国教育之变

　　 中国家长已经试图做出改变。“其实很多家长常常以为孩子不成熟，会替孩子做很多决断，其实我觉得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特点，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选择，而且家庭最终目的是让孩子具备独立生活和生存的能力。”在“中国猫爸”常智韬看来，同样一个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教育也应该不同。

　　 在教育方式上，常智韬并不赞同“虎妈”的某些做法。他认为，对于孩子的教育不在于是不是严格教育、严格管教，而在于怎么把家长的管教和孩子自己主观能动性更好地结合起来，家长教育过程当中给孩子更多的快乐，更好地发挥它的特长。在女儿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他发现女儿在作文上有畏难情绪，这时他会让女儿看一些新概念作文大赛，通过不知不觉的方式引导她。

　　 上海大学教授顾俊做了一个比喻，“把孩子比喻成一个暖壶的话，教育他就要天天给他灌水，结果发现那个塞子不打开。一点水都没有进去，所有的事情等于都是白干，哪一天他自己把盖子打开了，我往里面一张望，我发现我不用灌水，原来就有水。而且这个水是什么？就是天赋之水。中国过去有一个话叫做头等人不用教、二等人用严教、三等人用棍子教，再往下教也没有用了。”在他看来，孩子的生命、很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已经带到这个世界，家长管得过多也是多余。

　　 《华夏时报》理财周刊主编范晓曼认为自律是每个家长必须要给到孩子的东西。在她看来，所有孩子都是一张白纸，问题都在于家长，家长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通过对话与他们沟通，了解他们的心声。

　　 “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让孩子知道并了解家长，包括家长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我们都会直接跟她交流，也会参与，所以这样孩子长大兴趣就会比较成熟。然后每个阶段都会有小小的成功，她是快乐的，家长也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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