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诸多因素导致市场坐等央行加息，而无论加息是否已箭在弦上，随同整体经济持续回落态势，货币政策之松紧，是否更为纠结，也更显微妙？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教授6月23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就相关问题发表了看法。

　　当前应只关注通胀

　　 《华夏时报》：继4月份回落后，中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月度增量又现反弹，从近期集中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我们可否判断出政策收紧的趋势？

　　 贺力平：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紧缩姿态，应是明确无误的，惟其如此，才能够促使公众的通胀预期回落，最终使CPI的上涨停滞，并不断下降。政府提出的全年通胀调控目标是3%，高不过4%，从这个意义上看，货币政策当前就应只关注通胀与通胀预期的问题。

　　 《华夏时报》：若就当前宏观面而言，基本的认识是，通胀尚未缓解，实体经济发展压力增大，这是否意味着政策陷入两难困境？还有什么王牌可出吗？

　　 贺力平：我认为，实体经济所呈现的减速迹象，与紧缩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目了然，其所表现出的工业生产率的下降，不能简单地判断为由紧缩的货币政策所造成。

　　 我们至少观察到两种情形来证明这一点。比如工业生产中一个很重要的部门汽车产业，其产量的大幅度下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汽车购买量下滑了。但汽车购买量为什么下滑？这与利率水平升高，应该没有必然关系。再比如工业生产中的另一个重要部门电力行业，在目前电力紧张状况下，首先限电的，是那些生产型企业。但为什么电力供应紧张？其中包括生产成本上升，煤价上升，发电企业利润因此变薄，甚至亏损，这与紧缩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刚好相反。因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有利于降低物价，有利于缓解电力供应紧张。

　　 所以，对于当前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的减速，应辩证地看，而不应归结于提升利率和适当放慢货币供给的政策。我不同意所谓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的说法。

　　 《华夏时报》：那么，在您看来，当前扩出口和防通胀，何应为先？

　　 贺力平：我认为，防通胀肯定应是货币政策第一要务或最基本的使命，除此之外，也不能说不管其他事情了，也要考虑到经济的增长、就业，要通过物价的稳定和预期，为经济增量、就业的增加，提供一个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

　　 比如紧缩的货币政策，若紧缩过度，经济和就业仍然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因此，紧缩必须适度，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造成负面作用。

　　 在扩大出口方面，中国现在已不是20年前外汇短缺的时代，而是外汇过多，因此，扩大出口与货币政策不应有任何关系，否则就是对于货币政策的不正确的理解。

　　 现在的扩大出口更多来自于对创造就业的诉求，但我们应该反问一句，不出口难道就没有就业了吗？

　　 出口是一个可贸易的产业，它吸收就业，发展国内的非贸易产业，比如服务业，同样也可以吸收就业。从世界各国尤其是处在发展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服务业是吸收就业的最大产业，而且其吸收就业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工业。那么，同样是为了增加就业，为什么不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改善国内服务业发展的前景上呢？如果还把增加就业的眼光局限于扩大出口工业上，等于是偏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的趋势。

　　 就业导向本身没错，但就业导向具体到哪个产业部门？现在，我认为应该是转到国内的服务业部门。这应是经济学界和政府人士的一个共同的认识。

　　本币升值是两利选择

　　 《华夏时报》：许多分析认为，国际热钱的持续流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持续不减，造成的对冲成本，也令政策面临巨大压力。这当中是否有一些交织的矛盾需要化解？如何化解？

　　 贺力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中国最近两个月很明显的大量的贸易顺差，以及增长很快的外汇储备，这与国际热钱持续大量的流入没有必然联系。可能会有上百亿美元投机性资金进入，但总体上看，第一，我们有贸易顺差；第二，我们吸收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第三，推行在贸易结算领域里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当前的一个效益，是节省了进口的外汇支出，也成为推动外储增加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客观上都转化为人民币升值压力。对此，央行及政府相关部门应给予关注。

　　 被学界和不少官方人士都认可的一个说法是，人民币对主要国家货币的适度升值，在目前情况下有助于缓解国内通胀，可以成为应对国内通胀的一个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带给货币当局的，不是一个两难选择，而是一个两利选择。

　　 《华夏时报》：既然人民币适当加快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胀，当前形势下，汇改步伐可以更快、更大一点吗？

　　 贺力平：从中国国际收支情况来看，应处于良好状态，所以当前应是积极推动汇改的好时机。现在，市场仍存在升值预期，意味着汇改只要不是程度或力度特别巨大，就不会给市场带来太大震动。

　　 《华夏时报》：当前或今后一段时期内是否应继续以人民币升值来解决通胀问题？

　　 贺力平：解决通胀问题还应立足于国内，首先是采取有针对性的数量型的货币政策，比如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等手段；第二是采取价格型的货币政策，比如提高利率；第三，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当中，采用调节汇率的手段。但对于调节汇率，也不应机械地理解，因为中国汇率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让汇率体制更多一点弹性，长远方向是减少中央银行直接干预汇率。

　　 第三种手段与前两种手段不是并列的，未来只要还有中央银行，前两种手段总是可以用的。而汇率则不必然是一种永恒的手段。

　　今年硬着陆几无可能

　　 《华夏时报》：有报道说，索罗斯最近称中国治理经济失效，已错失抑制通胀机会，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您认为这种论调的实质是什么？是在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失效了吗？

　　 贺力平：我认为，中国治理经济的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失效，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很有效的。当然，有效的程度仍应取决于如何运作货币政策。比如说利率工具的使用其对于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有巨大作用。基于此，如果货币当局能够在通胀发生的早期，就提升利率，而且是以比较有力的方式提升利率，作用就会非常显著。如果动作迟缓，其作用就会小一些。而无论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是提高利率，这些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通胀，防止经济过热，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过去、现在、以后，都应是这样。

　　 但如果在中国经济非常开放，资金跨境双向流动的情形之下，可以说货币政策的使用会受到一定限制。但这种限制，其程度大小，与汇率体制有关。如果越是坚持固定汇率，则国内货币政策受到国外因素的约束就越大。相反，如果汇率体制更具弹性，则国内货币政策受到国外因素的约束就会比较小。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所谓“不可能三角”或“三元悖论”，是已经被大家所共同接受的看法。所以，你所提到的索罗斯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应该是不准确的。

　　 至于硬着陆的风险，我觉得对于任何经济体而言，在经济增长率已经比较高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因为遇到意外事件而快速转变，这个风险终是不能排除。

　　 比如在自然界，最近中国南方很多省区出现的旱涝急转的情况。在经济运行上，当经济上行时，如果宏观政策能够有一定预见性，及时出台一些偏紧措施，就有助于治理经济过热。否则，硬着陆的风险将明显增大。理论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判断。中国经济在2010年的增速应该还是偏高，宏观政策的转型节拍应该比较及时。总体上看，中国经济今年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低。

　　央行决策体制应强化

　　 《华夏时报》：当前的经济政策可能牵涉到很多方面的利益博弈或较量，您怎样看这种被动的或妥协的经济政策可能导致的货币政策方面的麻烦或困难？

　　 贺力平：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凯恩斯主义之下建立了庞大的政府体系，一遇到所谓当前的经济问题的时候，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要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的甚至还有自己的利益倾向。这种情形在中国可能特别突出一些，因为中国的政府体系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超级庞大和复杂的，所以各种意见很多，有的时候很难形成一致看法，而且很多经济管理部门与产业密切相关，这在其他国家比较少见。

　　 因此，在一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上，如果太多倾听各个部门的意见，意见将很难集中，也将使决策的效率下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现代社会所谓分工负责的办法，应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政府各个部门必须明确自己的责任，实现高度的专业化，并实行必须的问责制。比如政府赋予了央行在货币政策决策上的权力，当然也要对央行问责，那就必须让央行自己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或通胀走势的判断和预见，及时决策。这样一来，其他部门对于央行决策的制约、干预就会小得多，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单纯，这在国际上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可以参照。

　　 比如二战之后，当时的联邦德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发展得比较好？这与其长期维持稳定的物价走势很有关系，而美英法意等国都做不到这一点。联邦德国建立了当时在世界上堪称少见的独立的联邦银行的一套体制，其成功经验被现在的欧元区各国所模仿。中国从过去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走向成熟的发达的经济体，很明显，中央银行体制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应该学习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大家都认可的经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那一套做法，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

　　 《华夏时报》：在当前的环境中，紧缩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财政政策，二者是否水火不容？

　　 贺力平：不完全是。货币政策涉及面更宽泛一些，它影响了全社会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影响到资金流动的成本。财政政策也很重要，但毕竟政府也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财政支出的某些变动，所产生的近期效应还是局部性的和示范性的。所以，比如当前我们说货币政策偏紧，那么财政政策在本季度甚至今后半年之内宽松了，支出增加的速度快了，就完全抵消了偏紧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了吗？我觉得不会。

　　 《华夏时报》：业界有分析认为央行对于流动性的控制已达到效果，但在通胀仍没有预期下行的背景下，市场所强烈预期的央行加息，近期会否出现？增长会否因过度紧缩而受损？

　　 贺力平：我觉得通胀有一定的惯性。现在，也许我们会看到通胀继续以加速的方式向上走的迹象，是比较弱的。但通胀继续上升还是有一些机动性的因素，比如由于天气的原因，农业里的某些产品的产出，包括粮食和非粮食产品的产出，会有所减少，从而出现价格的剧烈上升，从而成为当前通胀的一个推动性因素。这个威胁或风险，当前还是比较显著的。在此情形之下，货币政策继续保持一贯的偏紧的姿态，非常重要，不可忽略。因为它对于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至关重要。

　　 在增长上，当前一些行业出现产出下降，其中包含一些自发的因素，也跟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货币调控尚未到位有关系。

　　 可能会在某些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出现一些收缩性调整，这是应该的。总体上，我不觉得经济增长会因为偏紧的货币政策而受到显著的伤害。

　　应更尊重市场客观规律

　　 《华夏时报》：狄更斯《双城记》中有句名言：我们的确前途无量，我们反而越发迷惘……这是否可以用来形容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面？我们可以指望有怎样的务实的改革,以突破困局？

　　 贺力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世界各国中是很罕见的，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十多亿人口的国家，经过这么多年快速经济增长，经济已经发生很多不同于以前的质的变化，如果说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或新的增长台阶上，这是最客观不过的情况。那么，当我们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之后，新的景象使得我们一下分不清前面的方向，这很有可能，也很自然。因为我们站的高度和以前不一样了，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了。所以，用狄更斯的那句话来形容，还是比较贴切。

　　 中国经济要转型，要进行所谓的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再平衡，首先要继续推进城市化；同时要更加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在汇率体制上要有更多弹性；无论对内对外的经济工作，都要更加尊重市场客观规律。这些都应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

　　 《华夏时报》：如果热钱开始退出中国，而中国本身的资金也开始大规模流向国外，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贺力平：因为当前外汇储备很多，上述情况的出现，对于中国经济不足以形成大的威胁，只要我们的经济体系还保持正常的运行，只要没有所谓百年千年不遇的洪涝灾害等特大自然灾害，我们没有明显的理由担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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