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曾被评为“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个人”的原昆明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阮姮，因被指控贪污接受法院审理。阮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公款到四星级酒店消费，并购买价值数千元的衣物、鞋子，以及价值上百元的内裤、香烟和酒水等，通过公务消费的方式报销，贪污数额达5.6万余元。(7月24日《广州日报》)

　　如果说阮姮涉案金额放在如今的语境下，尚不令人瞠目结舌，那么温州市红十字会的一名女出纳，足以让人目瞪口呆。这名作为计划内临时工的陈姓女出纳，5年时间内挪用公款126万多元，用于店面还贷款和家庭开支，日前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通观这两起案件，再次暴露出监督之于红十字会系统，几乎是牛栏关猫，徒有其说而无其实形。这样两起案件，也直白表述了两地红十字会资金收支的混乱，甚至可以说，财政给红十字会的拨款以及社会善款，到了红十字会手中，就成了红十字会有关人员的私房钱，任意挥霍挪用，没有一点安全感。从今年4月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近万元餐饮发票被曝光，到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再到“郭美美事件”所引发的诸多连锁曝光事件，红十字会在信任危机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就此来看，单靠红十字系统内部的制度构建，或许已不足以让其走出深重的信任危机，而必须提到“变法重生”的高度。众所周知，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红十字会属于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也就是说，其不用经过民政部门注册。没有确切的政府机构作为主管部门，也就谈不上有主管部门的监管。此外，虽然有《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对红会进行约束，但仅仅是法规，而红十字会其实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红十字会法》。

　　而揆诸《红十字会法》，关于经费审查监督，却只局限于向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以及“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这种封闭式的经费审查和不确定的政府检查，基本上可以让红十字会我行我素。所以，让红十字会走出丑闻包围圈，还必须修法，确定其公开透明的方式和接受体制内外监督的形式。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