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门事件折射英国小报政治之困

　　□ 应辰(发自英国巴斯)

　　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有件无法理解的事情是：《世界新闻报》，一家小报，是如何做到能让自己的触手伸向英国政界，甚至能安插心腹幕僚在当今首相身边，来左右大选的进程。此次“窃听门”事件，从《世界新闻报》的主编开始，到曾担任保守党竞选团队的媒体总监的前任主编库尔森，以及引咎辞职的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局长保罗·斯蒂芬森，再到首相卡梅伦，犹如一根绳子上的螃蟹，揪出的是整个媒体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地下关系，而绳子的一端却是一家靠捕风捉影立家、以无聊八卦见长、有手段无底线、要真相不要脸的非主流媒体。对于我们很多“求真知”并一日三省提醒自己要“理性思考”的读者来说，这种龇牙咧嘴的作风一定只有市井无赖才会喜欢。

　　确实，笔者过去上写作课的时候一个著名的笑话是，有人写专业文章只立论却不摆依据的毛病比较严重，被老师说成是“整得跟《每日邮报》(Daily Mail)似的”，可见小报的无厘头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你仍然会被英国小报的品种之多、口味之重、言语之犀利所震惊，就是在这个我们以往认为以低调和绅士风度形象示人的国家里，报纸的头版标题可以送给公众人物最刻薄的言辞。与那些主流大报(tabloids)相比，小报少了几分谨慎和清高，对于本本分分的上班族来说，并不需要知道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会让英国经济向什么模式转型，在休息的时候翻开报纸，只需要关心财相奥斯本又说了哪些混蛋话、自己又因此少了多少钱。一本正经全面分析的学究姿态有时候是很讨人嫌的，理性的大道理往往是高姿态的废话，与读者的生活没有关系。所以夺人眼球、制造话题，这种小报伎俩绝对不仅仅是为莽汉俗妇的口味设计，小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敏锐地把握普通民众的需求。与其去相信不靠谱又不亲切的公正代言人，倒不如让小报把热点生吞活剥，不管你是欣赏还是觉得反胃，让民意在自由辩论的天空下来个正面交锋。

　　政客VS媒体大亨

　　英国人对于默多克的厌恶，本质上正是出于对小报把握民意和操控民意的恐惧。除了每期平均销量为280万份的《世界新闻报》以外，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英国还拥有《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太阳报》，其中单单《太阳报》的销量就达到每天270万份以上，大报《卫报》的日发行量则为28万份。如此规模庞大的报业大军，不难让人对默多克产生“大魔头”般的遐想，仿佛可以通过媒体将民意导向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阴谋论者眼中，媒体大亨甚至很有可能是地球的影子政府，所有战争和外交关系加起来就是很大一盘棋，政客不过是媒体的棋子。这种对于媒体大亨的认知臆断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媒体与政治的交锋史上，小报业臭名昭著的鼻祖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正是以这种形象出现。他以各种低俗的报道以及毫无廉耻的恶性竞争手段迅速成为纽约小报业的巨头，用黄色新闻积累了庞大的读者群后，甚至声称自己可以“设计并发动战争”，事实也的确如此，1898年美西战争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赫斯特旗下的《纽约日报》恶意炒作对西班牙的敌对情绪，并且他曾尝试竞选纽约州议员，甚至挑战美国总统。电影《公民凯恩》正是以赫斯特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媒体大亨的神话。

　　相比美国闹剧般的小报业发展，小报在英国的发展却融入了英国政治这出暗流涌动的情景剧，媒体与政治的博弈表面上不动声色，在暗地里却已针锋相对，媒体作为影响政治进程的新事物，在英国倒是显得格外搭调。上世纪初的媒体大亨诺思克里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用当时的话说被形容为用《每日邮报》掌控大众，用《泰晤士报》掌控统治阶层。早在一战爆发前，德国的战争机器还在蠢蠢欲动之时，诺思克里夫就已经通过报纸向公众和政界不停旁敲侧击，敦促政府对欧洲战事有所行动。而当时执政的自由党内阁却仍处于不知不觉中，直到德军攻占比利时，首相阿斯奎斯才匆忙宣战(根据1836年《伦敦条约》，英国有义务保卫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到1916年战事胶着之时，诺思克里夫更是通过《泰晤士报》制造舆论压力，帮助更为果断强硬的劳合-乔治取代阿斯奎斯的首相职位，自己则换来了在新内阁中的一席地位。

　　诺思克里夫为小报业带来的启发是，媒体同样也可以用政治手段来赢得在政界的利益，这种政客化的媒体大亨成功打入了精英化且圈子意识浓厚的议会斗争，着实一时让保守矜持的英国政客难以招架。但英国政界这出情景剧永远不缺不温不火但又充满戏剧性的转变。上世纪30年代，保守党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同时遭到两个媒体大亨的双料挑战，罗斯米尔(Lord Rothermere)和贝佛布鲁克(Lord Beaverbrook)，他们所拥有的《每日邮报》和《每日快讯》(Daily Express)依然是今天英国小报界的挑事大王。这两位信奉自由贸易原则的巨头联合反对鲍德温正在积极推行的保护主义政策，贝佛布鲁克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帝国自由贸易阵线”，并借用自己旗下的媒体宣传机器来自卖自夸。坐不住的鲍德温终于在1931年3月17日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演讲，抨击他们“用庞大的宣传机器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公众”，甚至用“婊子行径”来形容报界干预政治。在那个年代，如此用词简直比吃到苍蝇还令人悚然。对于媒体大亨的公开炮轰，这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之后鲍德温多次借用各种机会在公共场合直指媒体大亨的“不负责任”和“对权力的饥渴”，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鲍德温的回应仍然是一系列出色的政治公关，善于运用公关技巧的政客有了同媒体大亨叫板的实力。

　　“小报政治”的道德困境

　　小报业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了各种污秽的历史，其实很难想象这种以狗咬狗、以毒制毒的媒体行业能干净到哪儿去，偷拍、窃听等伎俩早已是业内潜规则。因此此次“窃听门”事发之后，英国小报界几乎集体熄火，即使对事件的报道也充满了一种无精打采的感觉，只有《卫报》和《每日电讯报》这种“深度”、“理性”的大报在持续火力全开地抨击新闻集团的底线沦丧以及政府的暧昧态度。即使是公众，也多半无力再做道德上的评判。对于政客的指责，卡梅伦迟迟没有对雇佣库尔森为自己的媒体总监做出明确解释。事实上，反对党工党所想得到的道歉无非是首相承认自己缺乏判断力，将丑闻人物拉到自己身边，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首相作为圈内人物在纵容窃听行为。

　　但工党这一系列辩论策略根本不奏效，正如卡梅伦自己所辩解的，他只需要评价作为媒体总监的库尔森，而不是作为《世界新闻报》前任主编的库尔森，并且盛赞他在岗位上的努力工作，丝毫不为当初雇佣他而感到后悔。工党如今的进攻策略被媒体广泛形容为“protest politics”，字面意思是“抗议政治”，但笔者更愿意把他解释为“以喷为本”。事实上，他们既无力给政府施加更多压力，更无力开脱自己欠下的道德账。今天英国所呈现出的媒体与政治相互纠缠正是从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开始的。英国大选选的其实并非首相，而是政党，执政党可以随时更换首相，因此英国的政治交锋中，首相其实仅仅是一个代言人。但在布莱尔时期，唐宁街10号的权力逐渐高度集中，有向白宫靠拢的趋势，布莱尔的“现代化”理念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政治明星，当时甚至有评论说布莱尔正在把首相一职变成“英国总统”。政客向媒体发出参与政治的邀请函正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以便用媒体手段为自己打造公关形象、制造热点、设计政治表演中从形象到动作的每一个细节。这种只求效应不求真材实料的差事，显然不是拘谨又博学的大报从业人员所能胜任的， 当年布莱尔的媒体总监就是来自《每日镜报》(Daily Mirror)的阿莱斯特•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坎贝尔为工党政府所设计的信息发布流程，包括制造话题、媒体形象、信息监控等，整个就是一部完整的公共关系学教科书。

　　笔者几乎能够想象得出保守党是如何与自己的媒体朋友打交道的，就如同当年还是党内新秀的卡梅伦“赶场子”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一样。政治与媒体的联姻就是这么一个上流圈子内部的关系延伸，《世界新闻报》的首席执行官丽贝卡·布鲁克斯是卡梅伦的密友，两家人至今仍是邻居。然而保守党显然不是这潭浑水里陷得最深的，这也是坐在反对党席位上的工党现在面临的困境，只能用自己都不能承诺做到的道德标准来批评保守党的不诚实，有时候甚至以阴谋论式的论据来胡说八道，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不停在告其他人状来给自己开脱的小孩。而一向以良心和道德自居的自民党却在这次事件中几乎失语，由于自民党塑造自己清新和年轻化的形象，在报界和媒体中鲜有盟友。三大政党的窘境同时告诉我们，被媒体过度渗透的政治和没有媒体支持的政治是一样的不靠谱。

　　如今“窃听门”事件的看点已不在于政治与媒体的盘根错节是否真的会被清算，甚至也不在于默多克和他的新闻集团会受到何种打击。执政的保守党在承诺全面调查的同时，似乎又在掩饰什么；坐在反对席上的工党还在继续无力地批判，同时也在艰难地洗清自己与小报的关系；默多克在听证会后轻轻地低头认错了，语气诚恳，但感觉并不被动，对他来说损失的无非是一家报社和自己所青睐的首席执行官，新闻集团依然完好。真正的重点在于事件中的各方是否还能继续把这出英伦情景戏演好，是否能各自整装后，继续维持相互依靠又若即若离的关系。也许此次事件也是一个契机，就如同历史上诸多危机之后孕育出的改变一样，如果执政的保守党能够在任期内拿出一个新闻监管法案，那我们应该庆幸能在有生之年见证历史的十字路口，看到更良性的政治与媒体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