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从中小企业天堂到亚洲硅谷

　　没有新竹，就没有中国台湾经济的拨云见日。但只有新竹，远不能使中国台湾经济如日中天

　　■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硅谷在西，新竹在东。

　　如果说硅谷以其智慧和灵感不断为人类勾画着IT行业的美好未来，那么新竹则以其勤劳和精湛牢牢掌控着IT行业的现在，并持续不断地向世界施加着自己的影响。早在1995年，《商业周刊》就将“亚洲硅谷”的称号授予新竹。

　　对于这样的称号，新竹受之无愧。

　　那一年早些时候，Intel宣布进军板卡业，并制定了著名的“123计划”，即一年要做1000万块主板、2000万颗芯片和3000万颗处理器。作为产业链最上游的厂商，Intel拥有其他厂商难以比拟的技术优势和渠道支持。短短几个月内，Intel板卡的市场占有率就攀升至12%。

　　业界一片惊鸿，新竹却未放弃。

　　面对危机，新竹厂商决定集体转用其它品牌处理器。当时，新竹厂商在全球板卡市场上的占有率高达70%，新竹厂商的强势反击，使Intel的主业受到严重冲击，从而不得不延缓并最终取消了它的计划。

　　Intel的无奈退出，不仅使华硕超过Micronics成为全球最大主板厂商和全球主板第一品牌，而且使新竹在全球硬件领域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固。今天，新竹贡献着全世界70%的芯片，92%的笔记本电脑，70%的LCD面板，35%的服务器和34%的数码相机。2008年，《经济学人》智库将中国台湾排在了全球IT产业竞争力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美国，“IT劳动生产力”指标更居全球之冠。

　　30年的发展过后，新竹已经成为世界高新技术产业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智慧的人类不能没有新竹，就像奔跑的地球不能没有中东。

　　而对与中国台湾一衣带水的大陆而言，新竹的成功无疑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中国台湾与大陆同宗同源，同文同种。在富国强民的道路上，中国台湾与大陆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发展轨迹。在从工业社会跨入信息社会的过程中，新竹成功带动的中国台湾崛起以及其衍生出的种种问题，或值得大陆为之深思。

　　富国强民：从“十大建设”到新竹高科

　　时光倒退40年，中国台湾经济远没有今天的风光。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台湾经济遭遇到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1971年，美元贬值引发全球金融危机；1972年，前苏联农业歉收和美国大量采购导致全球谷物价格飙升；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暴发又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石油危机。

　　对外依存度过高的中国台湾经济在这一时期举步维艰，随后停止的美国援助以及日渐孤立的国际地位更使中国台湾经济雪上加霜。到1973年，中国台湾的人均GDP只有700美元，经济的停滞让台湾人迷失在重工业的丛林中。为维持生计，岛内很多人甚至选择去菲律宾打工攒钱。

　　转折，在1974年悄然到来。

　　那一年，奠定中国台湾“亚洲四小龙”地位基础的“十大建设”开工。也是在那一年，辞去公职的郭台铭用他母亲的10万元新台币，在台北县土城乡成立了“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30年后闻名世界的“鸿海精密”正式起步。

　　尽管建设之初备受争议，但作为蒋经国任内的最主要贡献之一，“十大建设”显著提升了中国台湾的基础设施水平，为中国台湾随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中国台湾重要工业产品的出口，依然都依赖于当初的“十大建设”。

　　至1979年初，“十大建设”基本完工，中国台湾人均GDP飙升至2000美元。台湾人在国际上的双面形象，也在这一时期随着财富的增加而迅速形成并至今未能完全改变：在部分人心中，台湾人彬彬有礼，极具东方人的含蓄美；但在另一部分人心中，台湾人低俗粗暴，简直就是暴发户和欺诈高手的天然代名词。

　　但迅速的富裕远未能使台湾经济趋于理想。

　　投资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使中国台湾并没有在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至1977年，日本已有超过4万部计算机和30余万从业人员。但中国台湾仅有计算机120部，从业人员3000余人。即便到了1980年底，中国台湾的计算机从业人员也只有6500人，其中仅有11%是系统分析员和设计工程师，15%是程序员。

　　产业升级缓慢之外，精英阶层的大量流失甚至引发了中国台湾社会的恐惧。“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全中国台湾的高等学府当时几乎都已成为留美预科班。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台湾超过20%的大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总数接近50万，但这些留学生学成之后返台的比例竟不足20%。这种潮流在上世纪70年代末达到顶峰：1979年，全台回流留学生的比例只有不足8%。

　　为了维持国际竞争力，中国台湾当局决定加快科技发展的步伐。1967年，中国台湾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下简称“国科会”)。两年后，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中山科学研究院”成立。1973年，中国台湾再次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下简称“工研院”)以资助新技术的发展。

　　“工研院”成立3年后，台当局决定效法硅谷建立自己的高科技园区，新竹的规划正式开始。4年后的1980年12月16日，作为蒋经国治下的另一项伟大经济举措，新竹高科技园区成立。相比于之前的“十大建设”，新竹高科的建立无疑意义更大，影响也更为深远。

　　从中小企业天堂到科技乐土

　　新竹高科的成立，恰逢其时。

　　上世纪70年代，全球市场开始经历一次引人注目的巨变：个性化商品逐渐流行，产品淘汰速度持续加快，原材料价格波动加剧，市场的变化使福特式的大企业显得不合时宜。为应对挑战，欧美大企业开始考虑更多发挥研发与设计优势，而将非核心的生产业务转交给更灵活的中小企业完成。

　　在这一波全球研发资源与生产资源重新配置的大潮中，Nike崛起，Adidas重生，波音则成为领导全球超过2万家企业的带头大哥。中国台湾独特的经济结构及其所表现出的某些产业集群特性，就在此时赢得了全世界的青睐，也将这波全球分工浪潮推向顶点。

　　中国台湾素有“中小企业天堂”的美誉。在中国台湾，正式注册的中小企业总数超过110万家，平均每18个人就拥有一家企业。这些中小企业数量繁多，门类齐全，分布密集，协调性好，它们用中国台湾经济32.6%的资本，贡献了中国台湾GDP的52%和出口总额的50%。

　　然而，当时中国台湾的中小企业大多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有限身影只有“山寨”。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中国台湾企业相继对源自日本的电子游戏机和源自美国的个人电脑进行了疯狂的“山寨”。宏碁模仿苹果AppleⅠ和AppleⅡ推出的小教授1号和小教授2号甚至赢得了大量的海外订单，成为那时全球高技术产业中的一朵奇葩。

　　但苹果公司的诉讼和中国台湾当局迫于压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努力，使中国台湾有限的高新技术行业面临着灭顶之灾。恰在此时，转机来临。

　　1982年，为回应在个人电脑领域咄咄逼人的苹果公司，IBM做出了一个十分艰难但却足以改变全球技术史和经济史的伟大决定：开放。IBM将电脑分为主板、CPU、硬盘、内存、机箱、显示器和操作系统等多个部分，并通过标准化的接口将所有的部件连接在一起。

　　在当时的个人电脑领域，IBM成功扮演了今天联发科在手机领域的角色。这一战略不但成功击败了苹果，而且造就了多个今天世界闻名的科技巨头，微软、英特尔、Epson等企业长青的根基莫不在此。

　　更重要的是，在成熟起来之后，这条产业链成功摆脱了对IBM的依赖，使个人电脑产业从IBM和苹果之间的“二人转”变成了面向全球的“大舞台”。中国台湾就此成功嵌入全球产业链，在此后几年时间里，今天一大批具有燎原之势的明星企业开始点亮其星星之火。

　　1986年，一群被SONY裁掉的年轻人自筹资金开始研究主板；同一年，4位新明工专的学生和一位大学生凑出70万元新台币引进生产线，一边代工一边研究主板；3年后，来自宏碁个人电脑事业部的4个年轻人同样辞职开始创业。

　　这3家当初默默无闻的企业分别是微星、技嘉和华硕。今天，这三家企业所生产的主板已在全球市场占据半壁江山。潮起潮落间，新竹见证的是曾经只属于硅谷的传奇。而新竹能将这种传奇演绎到极致，除去中国台湾独特的经济结构，留学生的回流同样功不可没。

　　新竹的崛起，使知识密集型产业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中国台湾经济的主导产业。那些早年在中国台湾几无用武之地的留学生，终于有了“百年不遇我逢时”的感觉，留学生回流高潮随后到来。

　　仅从1985到1990年间，自硅谷返回中国台湾的科技人才就有数万之多。到1990年，中国台湾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已经回升至33%。今天，在几乎每一家中国台湾科技企业的背后，都有当年硅谷留学生的身影在舞动。

　　相识于美国的王雪红与陈文琦先后将威盛与HTC带至巅峰，使“聚财之神”的名号即便在王永庆过世之后也没能旁落；新竹交大出身的施振荣为宏碁打造了一个源自硅谷的高管团队，将宏碁一路带至世界第三；同样是硅谷归来的张忠谋将台积电(2330.TW)建成全球最好的处理器代工厂商，使长期处于下风的AMD得以与Intel分庭抗礼。

　　透过这些人，中国台湾不但学习到奠定硅谷基础的金融市场制度、科研制度、管理制度，而且还密切了两地之间的产业合作。正是在这些人的沟通之下，生产在中国台湾而研发和销售在硅谷的IT产业模式才得以最终成型，并一路席卷世界。

　　成功？新竹不过刚刚起步

　　新竹的天空，绝非万里无云。代工生产模式的可持续性首当其冲。曾经作为新竹奇迹代表的代工，如今已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新竹厂商的代工能力依然天下无敌。早在几年前，台湾电子厂商便已达到“955”的生产标准，即5天内完成95%的订单任务量。最近几年，这一标准更是进一步提升至“982”。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完全抵消了效率提升所创造的价值。2010年，全球代工厂商排名第一的富士康营业收入高达66.26亿美元，但其毛利率却只有4.26%，全年竟亏损2.18亿美元。

　　代工所遭遇的困境，仅是新竹产业瓶颈的一个缩影。

　　尽管硬件产品行销世界，但迄今为止，新竹依然没能实现预想中从代工开始发展IT全产业链的既定目标。现在，新竹能够实现自给的仍是资本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半导体电路板和电脑外设。威盛式微之后，新竹在最重要的中央处理器领域竟再无王牌。

　　方兴未艾的移动互联网同样使新竹受益匪浅，但昼夜无休也未能使新竹在这一领域占得理想位置。除HTC异军突起成为全球仅次于苹果的第二大手机厂商外，新竹惟一令人神往的企业就只剩下山寨厂商的带头大哥联发科。但即便是HTC，其核心部件也几乎无一出自新竹。

　　这使新竹成为一个奇怪的矛盾集合体。

　　它是正面榜样，也是负面典型。新竹园内品牌众多，但品牌溢价却几乎为零。新竹具有影响世界的能力，但在美国主导营销渠道，日本垄断零件供应的全球IT产业格局中，失去上下游支持的新竹却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一个配角。新竹决定着全球IT终端产品的供给，但IT行业10年来的任何风吹草动，却都会造成中国台湾出口的大幅下滑。

　　新竹同样没能完成的目标，是带动中国台湾经济升级。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台湾长期偏重扶植高科技产业，但对传统产业的政策扶持却明显不足。由于生存环境恶化，大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或者被淘汰，或者转移到海外寻求生路，剩余的产业利用IT技术改造升级的速度也普遍缓慢。

　　现在的中国台湾经济中，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只有40%，低于发达国家的55%。中国台湾的高科技产业附加价值率只有约30%，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65%，甚至低于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的高科技附加值比重。

　　这又使中国台湾陷入了一个更加难以摆脱的困境。其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整体经济实力却有降无升；其主导产业增速强劲，整体产业结构却松散异常。在30多年的狂飙突进之后，这成为新竹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又一个大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依然无人可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