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溢油与国民待遇

　　处理外国在华企业的违法经营问题，主要应当考虑经济与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与政体差异。内外有别、公私有别的执法思路，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已经不合时宜。

　　鉴于去年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造成的重大环境与生态灾难，针对中海油的合作方——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在渤海湾的溢油事故，各方博弈正在升温，先是国家海洋局选定律师团起诉康菲公司，继之国家七部委启动对康菲公司的联合调查，近日国家海洋局责令康菲公司蓬莱19—3全油田停止作业，与此同时，央视动用陆海空手段在多个频道持续报道。为维护我国的环境与生态权益，有关方面采取的措施，笔者完全赞同。

　　今年是我国加入WTO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已经汇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全球流动，任何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都不再是纯粹的民族经济，康菲公司在渤海湾的采油项目，即是例证之一。正因如此，有必要重提一下“国民待遇”问题。上世纪90年代，在招商引资的大潮中，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不惜越权，以土地优惠、税收减免为诱饵，给予外商以“超国民待遇”。反观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对促进国民就业、保障财政收入、增强经济活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央早就提出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尽管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两个36”条，然而，直到今天，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行业准入、融资、税负及服务等方面仍然关卡众多，门槛高企，以致于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对外开放、对内封闭”的不正常局面，甚至出现了背离改革方向的“国进民退”现象，我国的民营资本在许多方面不仅无法享受“国民待遇”，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次国民待遇”的歧视。

　　占据中国企业500强前列、自称“共和国长子”的几家企业，不过块头大点而已，在由技术、品牌、管理、效益等要素构成的核心竞争力方面，与大多数跨国公司相比，或者差距悬殊，或者乏善可陈，有的只是对于国内资源、市场、价格的高度垄断，只是凭借盘剥国内消费者的“窝里横”才“发家致富”罢了。从近期曝光的一系列国企丑闻来看，中石化系统的天价茅台、豪华吊灯，安徽电力为副处以上干部购买自驾公车，中海油人均年薪38万元，在人们心目中，这些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早已成为“共和国逆子”，与“全民”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关系。然而，他们在危害国民生命健康、制造环境污染方面尽管问题多多，处理起来却高举轻放，虎头蛇尾，在政府的襁褓里享受着“免责、轻罚”的“超国民待遇”。比如，造成数十万“结石宝宝”的三聚氰胺事件，已经过去两年，仍有3万多名受害者未能获得赔偿，不仅行政权力极力封堵法律援助的渠道，为受害者主张权利的有关人士也受到不公平待遇。在全国影响恶劣的“双汇”瘦肉精事件，危害遍及中原、华东数省，再次暴露出监管部门九龙治水、齐抓不管的管理弊端。媒体曝光之后才“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压倒民众生命的处理思路，让人匪夷所思。令人不解的是，“瘦肉精”风波未息，该企业就在官媒上继续“广告”着“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的忽悠信息。对于这些无视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温家宝总理痛心地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处理康菲公司的渤海溢油事件，我国的行政、法律与媒体正在全面介入，力度是空前的。这家美国公司似乎失去了它曾经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的投资者，无论公有还是私有，外企还是国企，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在法律面前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在一个据称法律体系已经完备的国家，危害国家环境与生态权益的外国企业当然不能为法律所容许，危害国民生命与健康的国内企业同样不应为法律所容许。企业的国籍不应成为承担法律责任的政治背景，企业的性质也不应成为作出法律处罚的好恶依据。处理外国在华企业的违法经营问题，主要应当考虑经济与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与政体差异。内外有别、公私有别的执法思路，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已经不合时宜。因此，“国民待遇”不仅仅是经济法律问题。

　　作者系山东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