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他们需要被人多看一眼

　　他们需要被人多看一眼

　　西方政治学一直讲个人及个权利甚至个人主义，但从来就没有严格从“我”出发，跟踪和描述“我”在社会上会如何运动。从这一意义上讲，“注目礼”理论更值得政治学人琢磨

　　文  于建嵘

　　欧阳君山是我的老乡，大约三四年前，我就听他介绍过他所独创的“注目礼”理论。说实在话，当时半信半疑，而且是怀疑压倒相信，心里想：君山也真能折腾，注目礼还能闹出一个理论？别玩笑开大了哦。

　　但听完君山对注目礼概念的一些叙述，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引起我的一些思考。这原本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太“注目”而且也不太常用的词，只是偶尔在庄严场合或举行重大仪式时，人们会提到，比如向国旗或英雄人物雕像行注目礼。君山是旧瓶装新酒，赋予注目礼以全新的涵义，正如《注目礼——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之道》前言介绍所提到的：“任何人，都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必须通过他人来揭示和判定。因此，获得别人的注目致礼，对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这是没有问题的，属于一个逻辑基本常识，君山所说的“自证非法”。实际上，这也是法律工作者必须懂得的一个基本常识：任何一桩事，都不能单方面说了算，要有“旁证”。

　　我之所以觉得注目礼很有意思，更与自己的生命体验紧密相关。我出生在根红苗正的革命家庭，父亲是革命年代的游击队员，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瞬之间，父亲被造反派“打倒在地”，一家子被从县城驱逐下放到偏远农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户籍档案丢失，我从小就是个“黑孩子”，上小学都是托关系找的。这就是不被“注目致礼”的后果和苦衷，一般人可能会有不被承认的经历，但我在这方面的体验尤其深，刻骨铭心。注目礼概念提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我赞同，这的确是一个刻画人与人基本关系的“元概念”。

　　我后来行走基层尤其研究“上访”问题的经历，也让我觉得注目礼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现在上访的群体不算小，他们为什么要上访甚至不顾艰难险阻到北京上访呢？得不到适当的注目致礼是重要原因，地方的当事干部如果能对上访人多一些注目温暖，哪怕不解决实际问题，让对方先感觉到自己的尊严，形势应该就不会恶化。有人说，鼓励可以把白痴变成天才；我感觉，注目致礼能够让“造反者”也变得温柔起来。有些地方的上访人少，不是因为当地的蛋糕已够大，而是因为相关的领导干部懂得注目致礼，善于温暖人心。

　　注目礼的现象随时随地可见，君山在书中提到一部电影，讲的一个家住农村的打工仔希望获得一次表扬的故事，电影的名字叫得很棒——《求求你，表扬我》。另有一个电视剧，叫《身份的证明》，早几年上映的，讲的也是一个注目礼的故事——自己小时候的生命经历和体验不也是一个“身份的证明”吗？多少人上访不也就是要一个身份的证明吗？注目礼就是人在社会上的“身份证”。

　　注目礼理论是从注目礼概念出发的一个演绎体系，其创造性不只是体现在注目礼的概念，还表现注目礼演绎是从“我”出发的。这或许更有创造性，西方政治学一直讲个人及个权利甚至个人主义，但从来就没有严格从“我”出发，跟踪和描述“我”在社会上会如何运动。从这一意义上讲，注目礼理论更值得政治学人琢磨。

　　拉拉杂杂说了几句，总而言之，注目礼概念让人颇为受用。历来的社会不稳都是因为有人得不到注目温暖，如果社会能够多一些注目互动，尤其强势群体在享受万众瞩目的同时，也能给弱势群体多一些注目致礼，社会或许更加和谐。

　　(本文作者系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