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理性应对汇率问题

　　本刊评论员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美国继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我们的人民币政策该做什么样的选项

　　10月11日美国会参议院以63票赞成、3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将操纵汇率与贸易补贴绑定，要求美政府调查主要贸易伙伴压低本国货币币值为本国出口提供补贴的行为，并对其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美国方面高举“货币失衡”大旗，剑指人民币汇率，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是时隔八年的“旧案重提”。早在2003年，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曾以“中国政府人为操纵人民币汇率，造成了美国巨额对华贸易逆差”为借口，胁迫人民币大幅升值，否则将对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

　　八年后的故技重施，一定程度上源于眼下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在总统和国会选举只剩13个月的期限内，如何转嫁人们对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对收入下降不满情绪，打“中国汇率牌”是现成之选。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这个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对中国出口市场将带来不可轻视的影响，最直接的则是来自金融市场的反应：“人民币将加速升值”的信号会暗示市场，从而导致国际“热钱”快速流入。

　　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已成为国际私人资本流动最大的目的地之一，国际金融协会2011年6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明两年流入中国的私人资本可能达25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全部国际私人资本流量的1/4。

　　因此，在对美方抛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之时，我们应做好准备，主动采取建设性举措，防范国际资本异常流入。同时我们要借此机会有步骤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促进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美国继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我们的人民币政策该做什么样的选项？最极端的选项有两个：一个是彻底地放弃自己货币的独立性，坚定地让人民币盯住美元。

　　另一个是彻底地独立，和美元彻底脱钩。从现在这种状态来说，首先是快速升值，然后是自由浮动。

　　以上这两个选项均过于极端，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眼下我们该做的，就是维持现有的汇率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调整。

　　事实上，从外部均衡来看，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状况已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2010年表示，我国正在规划，使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在未来3到5年由2009年的5.8%降至4%左右。

　　这个预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为现实，2011年上半年，这个比例下降为2.8%，加上经济结构调整、工资上涨、汇率的持续变动、城市化进程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下降，会进一步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进一步改善。

　　美方所谓贸易失衡的现象并非源自人民币汇率问题，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专业分工的差异化所致，倘若一意孤行地通过这个法案，才会真正导致国际贸易的失衡。

　　从人民币汇率本身的发展看，自1994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2005年7月21日完善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已逐步加快。尤其是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值30.2%，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3.5%和23.1%。

　　因此，无论是外部均衡和市场走势而言，人民币汇率并无出现美方所指的低估现象，相反，它正逐渐趋于均衡。

　　做出了如此判断之后，我们首要的政策还是要落实在“反通胀”方面。

　　考虑到未来通货膨胀压力的测度、流动性过剩问题，以及下半年的CPI上涨压力等因素，我们眼下的货币政策不应掉头转向，仍需保持稳健。更关键的是，CPI升幅会进一步影响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因此，反通胀不仅关系经济的长远发展，且具有重要的民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