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咏梅：中国的GDP冲动及对策

　　孙咏梅                        

　　2006年6月，“计量经济学之父”、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茵带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价格指数等最新统计结果来到中国。他在上海发表演讲时表示，当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增长趋势，但总体增长速度将放缓。

　　然而，与劳伦斯的预测大相径庭的事实是，中国GDP增长率不但没有放缓，而且呈两位数的上升趋势。2006年中国GDP增速达11.6%，2007年更是高达13%。如今，中国的GDP总量已超越了日本，跃升世界第二。

　　回顾新中国成立的60余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了77倍，位列世界第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增长9.8%，远远超出了世界3%的增速。但在世界瞩目的GDP高速增长背后，我国经济增长却存在着一定隐忧：

　　——国家宏观调控对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弱化与地方政府GDP冲动之间的矛盾。“十二五”期间，国家将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弱化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即破除唯GDP论，将经济增速定为7%，并下决心在这一“战略拐点”实现华丽转身，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地方政府GDP冲动却更加热情高涨：以重庆为例，2010年重庆GDP总量为7890亿元，增速达17.1%，2011年GDP增速目标仍高达13.5%。回顾2010年，从GDP增速来看，全国有30个省区市GDP增速达到两位数，其中有28个省份增速超过全国增速。

　　——经济增长高速度与经济增长低质量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增长的收敛区间大致在8%～10%。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呈现出“高增长、高通胀”的特征。在GDP冲动下，中国2010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3.3%，升幅高于3%左右的政府目标。中国政府已将2011年通货膨胀率目标提高至4%，并委婉地承认抑制物价的能力有限。

　　目前，我国GDP增长“高速度、低质量”的态势明显。2010年我国GDP增速为10.3%，美国为2.9%，日本仅为2%。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的经济效率却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

　　——投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的结构失衡性的矛盾。从投资率来看，从2001到2009年，我国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7%，消费率却由61.4%下降到48%，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1%。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8年，全世界家庭最终消费率为61%，投资率为22%，而中国的家庭最终消费率为37%，投资率为43%。投资率攀高与消费率趋降使得我国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走低，加剧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波动性的矛盾。自1990年至2007年的17年中，我国经济增长发生了较大的起伏，出现了两个连续5年10%以上增速的高速增长期：第一个是1992年至1996年，GDP年均增长12.4%，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高达13.9%，国民经济运行呈现出“高增长、高通胀”的特征。第二个是2003年至2007年，GDP增速高达11.4%，国民经济运行明显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特征。

　　针对GDP冲动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国家应对地方政府加强调控与引导，促进增长速度和质量的统一。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消除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一是削弱各级政府保持的对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二是不以GDP增长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三是进行税收改革，使得各级政府不再过分关注产值增长。

　　第二，适度控制资源一次配置总量，将速度目标转化为质量目标。我国一些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以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规模等经济指标作为政绩考核标准，更加剧了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角色错位。宏观政策的选择应考虑市场的情况，适度进行调整。

　　第三，合理引导资源的二次配置，调整好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以产业技术结构调整引导技术含量高的产业的发展，在资源配给方面要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以保证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技术含量，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增长。通过资源二次配置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能因为短期经济效益有限，就认为是不合理的。因此，在进行资源二次配置时，一定要注意资源配置的长远规划性和相对稳定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