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两大难关的考验

　　前言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至高理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强大生命力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消灭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人人平等”为旗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并一度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全球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人类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理想的进程是十分曲折的，遇到了“苏联式难关”与“美国式难关”两大难关的严峻考验。

　　“苏联式难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民以“公有制”、“消灭剥削”、“共同富裕”“人人平等”为目标建立了苏联，但经过几代人之后，领导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再拥有早期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的理想主义追求，他们对公有制下自己合法占有的、相比西方统治力量资本家而言完全微不足道的财富耿耿于怀；与此同时，相当比例的公众，也对苏联建立后在综合国力和生活水平方面，极大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这个事实，日益熟视无睹，幻想着在美国西方制度下生活水平也可以很快达到美国西方的标准。

　　领导层大多数对“公有制”与“共同富裕”理想的背叛，相当比例的公众对西方式生活水平的幻想，共同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结果是苏联解体，俄罗斯公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贫富分化更加严重，七八个金融寡头统治了国家，直至普京上台才部分改变了这一趋势。

　　“美国式难关”：美国是标准的“资本控制国家”模式，资本权力是最高权力，从未被“关进笼子”，掌握资本权力的顶级富豪，通过基金会、加勒比避税天堂等逃避征税，对国家的财政危机与社会贫富分化矛盾漠然视之，而美国的选举制度对此则毫无办法，这在欧洲、日本、印度、中东、拉美、非洲也都普遍存在，金融危机与主权信用危机的持续恶化，拥有美元霸权的美国都开始走向社会撕裂，其他国家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动荡显然将比美国严重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四代领导集体都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对广大人民的庄严承诺，因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公有制主导地位，中国避免了苏联解体的灾难，也避免了形成美国式的“资本控制国家”模式，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但是，我国作为一个身处美国西方占优势地位的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大国，在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上，一定会遭遇“苏联式难关”与“美国式难关”共同的严峻考验，这是坚持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有识之士都无法回避的理论与实践攻坚战。

　　基于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至高理想的追求，基于“共同富裕”、“天下大同”的悠久文化历史传统，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中国必须打赢这场艰巨的攻坚战。

　　本文仅仅是提出问题，也仅仅是一家之言。

　　■ 《环球财经》副社长 彭晓光

　　共同富裕遭遇“苏联式难关”：背叛、幻想与灾难

　　在资本主义依然拥有强大生命力的19世纪中叶，以“消灭私有制”、“共同富裕”、“人人平等”为理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兴起。

　　但是，与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初步设想的不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发生在当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核心大国英、法、德、美，而是发生在帝国主义半边缘的薄弱链条俄国。这是因为，第一，资本主义依然处于上升时期；第二，帝国主义核心强国通过对世界范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残酷掠夺，有条件在国内推行部分缓和社会矛盾的财政物质手段；第三，落后的战争中惨败的俄国，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与不可调和。

　　但是，1920年苏联红军在华沙的失败，意味着短时间内苏联无法支持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工人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当时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对战败的拥有强大工业基础的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给予了极大的期待。

　　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摆在了列宁、斯大林等领导人面前：如何在物质力量占绝对优势的资本主义大国的侵略、干涉与包围中，“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避免巴黎公社的悲剧重演？

　　面对强大的内外敌人，惟一的选择就是：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优先建立强大的红军、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缩写的音译)，优先建立强大的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

　　苏联的这套体制不仅成功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正义理想，既极大地焕发了苏联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也在欧洲、美国获得了广大正义人士的支持，苏联情报机关发展的“剑桥五杰”，就是因为社会主义信仰的力量，选择背叛了自己的英国贵族家庭。

　　苏联制度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在同强大的美国竞争中上升为超级大国，还建立了覆盖全民的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体系。但是，苏联虽然极大缩小但却并未超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工业与科技力量，同时，苏联体制导致的肃反扩大化、官僚主义、军事工业比重过大的弊端日益显现和暴露，但这并非是致命问题。

　　经过几代人之后，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苏共领导层的大部分人，已经对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极为淡漠，公有制体制，又使得他们个人合法占有的社会财富，同美国西方真正统治者大资本家相比，完全微不足道，这种耿耿于怀最终导致他们选择背叛“公有制”、“共同富裕”与苏联体制。

　　与此同时，苏联公民中的相当比例，也对苏联极大缩小了在综合国力与生活水平方面同美国的差距这一事实，开始熟视无睹。而这个事实，不论从1917年开始，还是从1945年开始比较，都是显而易见的。这部分公众，在美国西方及苏联国内自由派媒体的洗脑下，天真地认为，实行美国西方的制度，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可以达到美国西方的标准。

　　在这两部分内部力量及美国西方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公有制被放弃，结果呢？俄罗斯的工业生产和绝大部分居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贫富悬殊，腐败横行，国家被七八个金融寡头控制，直到普京上台，这种局面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都将面临“苏联式难关”的严峻考验。

　　共同富裕遭遇“美国式难关”：

　　富人避税、财政危机与“占领华尔街”

　　美国是标准的“资本控制国家模式”，大资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美国宣称的“美国梦”里，其实“共同富裕”的成份非常淡，美国更多强调的是“个人奋斗”和“美国机会无限”，相对而言，美国公众也远比欧洲、日本更能容忍贫富分化，美国的基尼系数长期以来也是西方发达大国中最高的。

　　美国的顶级富人主要是通过各类基金会以及各类避税天堂来逃避缴税，所以，美国政治的“增税”、“减税”斗争，其实主要是在低收入、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者之间进行的，并不真正涉及超级富豪，对这个本质，美国大资本掌控的主流媒体，一直采取的是掩盖和淡化处理。

　　据“全球财政清廉”组织估计，个人和公司机构在卢森堡、加勒比维京群岛等地的离岸银行，秘密存放了9.4万亿美元以方便逃税，其中相当数量是美国富豪和公司的(当然，最准确的数字是难以估计的)。

　　这个问题在经济繁荣年代是可以淡化处理的，一旦金融危机爆发、深化，并发展成为财政危机、主权信用危机，这个问题就会撕裂美国社会，而被中国自由派推崇的美国选举制度，目前对此则毫无作用。清醒的美国公众之所以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而不是“占领华盛顿运动”，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美国是“资本控制国家”。

　　但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毕竟是从左的方面对美国体制的冲击，而美国左翼力量传统上是比较弱小的，美国特色的“左派政党”民主党，其经济社会政策比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右派政党还要右。

　　除非美国经济社会危机更加实质性恶化，触发广大基督教民众矛头直指“控制华尔街”、“控制美国”的犹太资本，否则“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作用，依然需要冷静现实地观察。

　　但是，美国是有力量在自己最终危机爆发前，通过货币战争或地缘政治冲突来转嫁危机的。对此，不仅欧洲、日本、中东、印度需要警惕，中国更尤其需要警惕。

　　美国式的“富人逃税、财政危机、社会动荡”问题，欧洲、日本、印度、中东、拉美、非洲各国都有，但是，可以自由发行美元的美国，其主权信用危机同任何其他国家的主权信用危机，性质都是完全不同的。危机的持续深入，在其他国家引发的矛盾与冲突，肯定要比美国剧烈得多。

　　前不久媒体讨论的“中国富人资金外流”话题，也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认识，这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尖锐的全球性问题。

　　作为当今世界美国占优势的全球化进程中重要一方的中国，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美国式难关”的严峻考验。

　　贫富分化、阶级与民族斗争的历史借鉴：

　　卢梭、法国大革命、英美道路

　　崇拜欧洲制度文明的中国自由派，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不少人甚至是激烈反对的，因为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信念(罗伯斯庇尔就是卢梭的忠实信徒，被称为“行走中的卢梭”)，而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公开宣称，财产私有制、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因为国家财政濒临破产(占有国家主要土地与财富的第一、第二等级高级教士、贵族的无休止挥霍，支持美国独立的反英战争，是两个主要原因)，但是法王路易十六却要向广大第三等级民众征税，由此激起人民武装起义。法国大革命进程中阶级斗争极为激烈，斐扬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交替推翻前者，建立政权。

　　拿破仑上台后，深刻抓住法国社会矛盾原因的另一面：与英国之间激烈的国家民族斗争。在英国经济占有统治性优势的前提下，拿破仑尖锐地指出，任何(其他)国家想要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为此他曾多次怒斥法国的亚当·斯密信徒，并在军事胜利后实施针对英国的(欧洲)大陆封锁政策——这其实同英国早期针对拥有商业优势的西班牙、荷兰以及美国后来针对拥有商业优势的英国的做法，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进入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政治社会确实长期保持了相对稳定，美国在南北战争后也是如此，而法国、德国、俄国却多次反复爆发社会革命，由此，中国自由派认为，英美道路才是世界文明进程的标准，法国、德国、俄国的道路是弯路，而中国革命也是一段弯路(部分自由派人士更是连大多数自由派都肯定的辛亥革命，也加以反对)。

　　部分自由派人士对英美道路的信仰或许是真诚的(同伪自由派的洋奴本质还是有所区别)，但却是十分天真片面的：他们只看到英美道路的所谓秩序与稳定，却看不到支撑这一切的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强大的海军、货币霸权、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及殖民掠夺，剥离这些支撑因素，片面模仿英美道路的表象，印度和菲律宾就是典型的例子。

　　就算是英国，当其无力从征服广阔殖民地中获取巨额财富、推动工业革命时，国内矛盾冲突同样激烈，在诺曼人对盎格鲁-萨克逊人及苏格兰威尔士人的屠杀征服、“羊吃人”圈地运动以及血腥的内战等等中，所谓的“英国绅士”派头无影无踪。

　　法国、俄国在近代史中，从扩张与殖民征服中的实际获益远小于英美，缓解国内矛盾的财政物质手段远弱于英美，社会矛盾引发的社会革命也远多于英美；德国的地缘环境生存空间更为恶劣，所以近现代史上的社会剧变就尤为频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如果不是“赌国运”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掠夺大量财富资源与土地，哪怕是完全照搬英美制度，作为后来者也根本无法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拿破仑在同英国的对抗中向后人揭示了一个真相：只要英美还在走英美道路，那么其他任何大国就无法真正走英美道路，因为这是英美所不允许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进入工业革命，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财富积累及社会阶级阶层的构成与矛盾，既取决于该国国内制度安排，也深受国际格局的重大影响。

　　中国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国际背景：

　　美国与美元霸权及更为艰难的中美关系

　　第一，从美英关系史与美元与英镑关系史中，我们恐怕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观点：除非爆发全球性的战争与革命，否则美国与美元霸权地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存在。

　　美国经济规模在1890年代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若没有美国的财政金融支持及潘兴远征军，英法是难以击败已经战胜了沙俄的德国的，但是，英国还是联合法国将美国挤出战后欧洲的权力架构安排，美元也没有取代英镑的国际地位，这是1929年经济大危机中美国所受打击远大于英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使美国经济规模已经是英国的3~4倍，美国和美元真正取代英国和英镑地位的原因，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英国坚决锁定德国是其最危险的挑战者，并不惜赔上整个大英帝国也要打败德国，美国和美元取代英国和英镑地位的可能性即使存在，也是不确定的——英国完全可能对美国采取包围遏制甚至直接打击的方式，当时的英国可不仅仅是英伦三岛，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巨大的战略资源空间，这也是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国军事计划的首要假想敌是英国和加拿大的原因。

　　今天，美国没有当年英国遇到的类似德国这样直接而强大的挑战者，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拥有当年美国对英国那样的经济规模优势。

　　第二，未来10年中美关系将更为艰难：中美关系极端复杂，既具有自身的很多独特因素，也兼有历史上德英、苏美及美英关系的特征，美国金融及社会危机的持续发展，导致了美国通过货币战争与地缘冲突转嫁危机的强烈冲动，而中国又是世界各国中惟一有可能在10~15年左右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国家。此外美国(包括欧盟、日本)对中国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的日益警惕和防范——而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中国未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特别重要的方式。奥巴马曾公开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也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最真实想法。

　　总之，未来10年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加艰难，在双边多边合作深入的同时，冲突博弈有可能升级，这是中国考虑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必须高度关注的国际背景。

　　中国共同富裕之路的国内因素：

　　中低端产业、自主创新、社保与反腐败

　　第一，关于中低端产业、自主创新与社会保障。一方面，对于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污染的、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企业确实需要严厉整顿甚至关闭；另一方面，对于中低端产业也需要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单纯强调其技术水平与附加值低是不客观的，要综合考虑其在解决就业、资本积累及回报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巨大价值，极而言之，就算中国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领域取得较大较快突破，作为人口超级大国的中国，也需要保持大量中低端产业与就业岗位，需要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与微型企业的扶持力度。

　　美国也是人口大国，美国的许多大企业在创新及现金流方面一直都表现强劲，但这解决不了美国中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及社会矛盾问题。

　　再者，众多中低端产业也是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的基础，曾经远落后于英国的德国、美国、日本，也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在中低端产业就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应该随着企业的发展逐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加快建立覆盖全民、水平逐步提高的社会保障体系，显然，普通劳动者对此的需要程度远远大于富裕人群。

　　对富裕人群，国家应该在政府引导与税收方面加大政策力度，鼓励他们更多地投资于中小创新型企业及青年人创办的企业中，让他们参与到“共同富裕”事业的进程中来。

　　第二，关于反腐败。党中央已经把反腐败上升到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突出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同样，腐败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极大障碍。

　　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国家控制资本”，所以腐败主要体现在政府官员身上，而且腐败是非法的；而美国模式的一个根本特点是“资本控制国家”，腐败主要体现在资本家及资本管理者身上，金融危机中“大到不能倒”的超级金融机构，赚钱归自己，赔钱由国家民众的财政税收买单，但是，绝大部分“资本腐败”在美国却是合法的。

　　一方面，我们揭露美国“资本腐败”合法化的真相，揭露“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印度的全方位腐败，充分证明中国自由派宣称实施美国西方制度可以有效反腐败，是自欺欺人的天方夜谭；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美国西方对“资本腐败”的合法化处理，其媒体在世界的主导性话语地位及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夸大渲染，确实对中国干群关系与社会稳定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反腐败工作，对社会稳定、对实现共同富裕，是怎么突出都不过分的。

　　重庆模式：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在讲话中多次引用革命导师马克思、毛主席、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及胡锦涛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讲话，”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气魄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个体工商户增加到150万个，实现农民工转户进城500万人，建成2500个农民新村，2年消除绝对贫困，3年实现200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坚持“国进民也进”原则，建成4000万平米公租房等重大具体措施，提出“在又好又快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重庆模式对共同富裕道路的积极推进，对巩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划时代意义。

　　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第一，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首先要承认，当今世界，英语文化是居主导地位的强势文化，任何文化文明在构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时，都需要承认这个客观事实，中国也不例外，这将使我们把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建立在理性坚实的基础上。

　　第二，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建立需要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也需要耐心，欧洲很长一段时间，宫廷社交，外交谈判及法律条约通用的都是法语，英国也不例外。美国在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后，依然被拥有世界文化主导权与话语权的欧洲视为“粗鲁没教养”的暴发户，这使得美国很多富豪把女儿嫁给欧洲一些破落户穷光蛋贵族。可一旦美国文化居于优势地位后，原来“粗俗不堪”的牛仔行为、美式英语与服装，立刻变成了不拘小节、时尚、充满活力的代名词。横向比较，当今中国显然是有创新发展活力的，处于更快上升通道的国家，对于美国西方媒体对中国文明文化的种种微词、指责与攻击，不仅完全可以淡然处之，必要时甚至可以毫不在乎。

　　犹太文化先后面对强大的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打击迫害，但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两千年后不仅复国，还以区区几百万人口，在世界最强大的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同犹太教有“毫无调和余地终极信仰冲突”的美国，控制了华尔街、好莱坞以及几乎所有主流媒体，拥有了巨大的甚至统治性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奇迹中的奇迹”，非常值得中国深入研究。

　　第三，中国不仅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更应该针对西方虚伪的“普世价值”宣传战，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不平等经济资源货币秩序、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这对我们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软实力构建，将是一个最有力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