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间借贷兴衰的内生逻辑

　　浙江等地近些年兴起的高利贷以“缘约”文化中的信用作为基础，其在法律保护上的缺失将成为短板，制约着这种信用金融的未来发展。若遇到信用危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  环球财经记者 黄杨

　　缘约文化与创业

　　不知从何时起，浙江的“缘约”文化开始屡屡见诸报端，其中，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吕福新就将“温州模式”称为“能人+缘约”模式。他解释道，“缘约”是矛盾的，既是自然或天然约定，又是需要用情和经营的，主要是一种情感纽带和特殊关系。“缘约”区分亲疏远近，自己人与外人、温州人与非温州人的界限鲜明，因此对外是封闭和排斥的，尤其是对温州和温州人以外的文化和人才的排斥，所以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州村”往往脱离当地社会。同时，对内也往往是搞“小关系”、“小团体”和“小地方”，难以普遍地开展真正的合作。

　　相较于吕福新教授的“封闭和排斥”论，笔者却更注意到这其中的“逐利”性，即是在市场经济机理下，浙江商人在“逐利”传统的趋导下充分利用“缘约”文化筹集资金、人脉和社会资本；相应地，“缘约”文化也是浙江商人在创业之初所依赖的融资渠道。

　　由于浙江区域文化传统中的“缘约”特性(如温州帮、宁波帮)，信任机制产生在“家”的网络中，因此商业的交易方式会顺着“家庭、家族、家乡”的“缘约”网络迅速扩张，从而形成“人人当老板”的空前盛况。

　　众所周知，在浙江，民间资本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形成规模。大量的民间资本被部分个人或者法人聚集到一起，变成改变当地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聚集到个人或法人手中的大量资本再以民间借贷的形式流出去。这其中“缘约”文化就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查阅资料不难发现，其实民间借贷便发迹于亲戚朋友及邻里间的互惠互助，往往游离于体制之外，具有很强的草根性。这种借贷关系以人际关系为基础，具有“家”之特性，缺乏法律庇护。人们在进行借贷交易时，只需打借条，在借条上注明借贷双方的姓名和借贷金额即可。期限也不确定，随时可以收回。即便如今民间借贷早已超出了最初功能，容纳范围也远远超出了亲戚、朋友及邻里之间，甚至发展成为“民间金融”。温州当地的工业、商业以及学校、医院都有可能已经被囊括其中。

　　更进一步地，“缘约”文化发展到今日，已经不仅是存在人与人、人与商、商与商之间的一种社会文化，更已经“由民到官”，影响到制度的生成方式。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逐渐兴起的时期，地方政府对其的态度是观望和沉默，基本上持默许的态度。温州当地一位商人告诉笔者，“那个时代，地方官员的家人也有部分经商，他们也都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和利益。结果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便是温州人的经商行为得到了保护并迅速成长”。就是如此，温州人在经商过程里，在官与商的血缘“缘约”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态度，影响了制度的变革。政府当然也乐于顺应民意创造制度，完成制度供给行为。

　　典型的例子便是吉利汽车的创始人李书福。李书福虽然不是温州商人，但浙商的身份亦可说明问题。李书福早期从事摩托车制造，积累了第一桶金。之后凭借其个人的独特眼光和过人胆识，转而挺进汽车产业，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家从事汽车生产的企业。但是，由上到下的国家产业政策中，都明文规定民营企业不能制造轿车，只能生产客车。这种情况下的吉利最初只能生产客车。但是，李书福却不认这个理儿，私自生产轿车。这在中国的其他地域环境，基本上是匪夷所思，很难实现的。但是在台州，台州市政府在李书福“祥林嫂”式的关于汽车产业愿景的游说下，认同了李书福的抱负，并持默许态度。浙江省政府也是如此，最终，李书福如愿以偿，取得了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生产轿车的许可证。产业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类型，其是民间与政府互动的结果。

　　缘约文化与民间借贷

　　浙江的民间集资的方式往往呈金字塔状。位于塔顶的通常是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和高级掮客、典当行、抬会、担保公司等组织或个人。金字塔的最底端是散户。这些散户的存款多少不一，有的几万，有的十几万甚至上百万元。在塔顶与底层之间，则是或大或小的中介，它们嗅觉敏锐，择机而动，不放过任何一个狙击资本的机会。一些银行的钱也会进入这个金字塔系统中。有媒体报道，2000年以后，银行的业务员发现一些客户的信贷增长过快，后经跟踪发现，这些个人贷款被借给别人，成为民间借贷了。

　　笔者就曾接触过一个暂居在珠海的温州商人，他用银行贷款在广东省珠海市和中山市分别购置了三套房产，还有一辆奥迪A4轿车。而他的存款，则没有全部用来还贷，而是融给了老家温州的地下钱庄。这些地下钱庄承诺回馈的利率是10%，高于他的房贷和车贷利息。

　　回过头看，搭建这一金字塔的钢筋水泥，便是约定俗成的“缘约”文化。在浙江一些地区，有一些当地公认的资金周转人，他们往往在当地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号召力。谁手里有了闲钱，就会先在周转人那里登记。如果某些企业或个人资金周转不足，就会向周转人借贷，周转人对借款人的信用和还款能力进行判断，如果符合贷款条件，就会把前来登记的散户的钱聚集起来。所以说，在温州，几乎每位成功的企业家的背后，都蛰伏着一大批坐拥金山银山的低调富豪，他们不显山露水，以共赢的方式把民营经济推向新的高潮，并成为全国无可复制的样本。

　　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统计，在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民间借贷占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40%。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现在已经拥有30多万家民营企业。温州的民间金融从民营经济萌芽时期就已经存在，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没有民间金融就没有民营经济的今天。

　　当然，天下从来都没有免费的午餐，民间借贷风险重重。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要办工厂跑买卖缺乏资金，不得不动员亲朋好友参加，实行会员制，以解决创业资金缺乏难题，这就是创投的雏形。不过在民营经济发展早期，野蛮生长的影子无处不在，即使是民间金融也不断呈现出疯长的势头，“抬会”即是一例。

　　抬会又称应会、排会、经济互助会等，主要流行于东南沿海一带，浙江、福建尤为典型。其模式主要为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其中一人为发起人，称会主，其他为会员，以经济上的往来为主要目的，把会员的钱聚拢，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按金额分有1万会、3万会、5万会、10万会等；按时间有月会、季会、半年会、年会等。

　　这种会实质上是从合会中演变出的一种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具有投机敲诈性质的民间信用形式。上世纪80年代温州抬会规矩是这样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共计10.8万元；从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个会员。

　　当时在乐清，共有大大小小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人，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甚至出现了“短会”、“官会”等不同形式的变种。

　　这种疯狂的游戏在1986年春夏，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会主潜逃，影响巨大。最终以李启峰、郑乐芬等知名会主被判处死刑而结束。

　　“抬会”以“缘约”文化中的信用作为基础，其在法律保护上的缺失将成为短板，制约着这种信用金融的未来发展。若遇到信用危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缘约文化的适时创新

　　历史上“缘约”曾为浙江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当然也曾置巨大风险于民间借贷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浙江人，特别是温州帮、宁波帮等人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缘约，而不是真正的契约。“缘约”群体极重视在“圈子”的范围、在“圈子”里的地位，“圈子”可以方便联络、拉拢当地官员，建立特殊的私人关系；也容易得到社会资源如土地和银行贷款等。

　　因为“圈子”的封闭与排斥，往往滋生了一系列寻租和违背公平的事件，于是有人提出，“缘约”文化排斥理性原则，不利于社会化和现代化。

　　但应该看到，对于一些不好的社会现象或者社会文化，往往也不应当一棒子打死。有时往往可以将其疏导到好的一面，并且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在温州，一些成长型企业开始通过企业联保贷款，进行互助式自救，来化解融资难题。这便是基于“缘约”文化中的“信”而新形成的一种经济现象。

　　所谓企业联保，即数家缺乏抵押物的小企业凭借供应链或从事的行业形成相互的担保，并以“户”的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共同获利、共担风险，比如“生意圈联保”、“老乡联保”和“同行联保”。

　　2008年7月，龙湾某制笔企业的负责人，连续接到了几个订单，准备扩大生产，却遭遇资金瓶颈。当负责人王老板听说浙商银行温州分行可以办理小企业联保贷款，就找到4个同样遇到困难的生意圈朋友，组成一个共同联保体。龙湾的这5家小企业贷走了浙商银行温州分行的第一笔“老乡联保贷款”，他们通过“联保”获得了2250万元贷款，每个企业分得450万元。此前，龙湾的这5户小企业均抵押不足、规模小、信用评级难度大，如果单户申请贷款很难办理。

　　综上所述，可以说浙商的兴起总体上符合一个宏观逻辑，即浙商“缘约”文化与浙商群落的互相推进与互动。在正确的引导和创新推动下，它既可以成为与创业者的互动、与企业成长的互动，也可以是与政府之间、金融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