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中国经济呈现出高波动特征

　　文/姚景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两大基本特征——高增长和高波动。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呈现出了高波动的特征。这种高波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大起大落，有着较大的波幅。1976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速的波谷出现在1976年，为-1.6% ，波峰则出现在1984年，为15.2%，波幅高达16.8%，明显高于同期印度、德国、日本、美国经济15.0%、10.0%、13.4%和9.9%的波幅。当然，中国作为这些国家中平均增速最高的国家，经济波幅较大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从单年份GDP增速的变化幅度来看，1976年至2010年期间，GDP增速单年变化幅度超过4%(含4%)的年份数共计9年。由于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速不超过3%，单年GDP增速4%的变化幅度也反映出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特征事实。

　　2.经济起伏频繁，波动的频度高。1976年，我国经济还处于负增长的状态，然而两年后的1978年，GDP增速很快飙升至阶段性的波峰，高达11.7%。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GDP增速再次跌至谷底，仅为5.2%。之后，经济很快升温，GDP增速在1984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的最高水平——15.2%。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990年我国GDP增速仅为3.8%，然而到1992年时，经济增速旋即跃升至14.2%的阶段性高峰。可以用1976年以来GDP增速的标准差来衡量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这一期间我国GDP增速的标准差为3.35%，而同期的印度、德国、日本、美国经济增速的标准差仅分别为2.96%，1.93%，2.64%和2.07%。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是非常高的。

　　3.在大多数时间里，经济快速上升，然后缓慢下降，经济“扩张”和“收缩”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1976-1999年的24年间，GDP增长速度上升的年份数仅有9年，而GDP增速下降的年份数则多达15年。换言之，这一期间，GDP增速从一个阶段性的波谷抵达下一个阶段性的波峰所需的时间往往较短，而从一个阶段性的波峰抵达下一个阶段性的波谷所需的时间往往较长。这种经济“扩张”期和“收缩”期之间的不对称性，直接导致了2000年以前我国经济波动呈现出前峰型的特征，经济很容易就过热，而给经济“降温”的持续时间却较长。

　　然而，自1992年以来，由于计划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市场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完善，我国经济运行的平稳度有明显提高。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波幅明显减小，相邻年份间经济增速变化也较小。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的波幅仅为6.6%，相邻年份间增速差最大也仅为4.6%。其次，经济波动的频率大幅降低，经济扩张期和收缩期明显延长，不对称性问题弱化。1992-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仅分别经历了1次收缩和1次扩张，其中收缩期和扩张期分别持续了7年和8年。最后，这一时期GDP增速的标准差为2.15%，波动剧烈程度比1976年以来要小，更小于1976-1991年这段时期。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和高波动两大明显特征。一方面，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这种增长速度不仅远超欧美发达国家，也超过了广大具有后发优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显然，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根本性保障和最重要支撑因素。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所呈现出的高波动性也是罕见的。经济波动剧烈，GDP增速大起大落，高达16.8%的波幅和反映总体波动情况的标准差，无不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稳定的。但是，这种不稳定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情形下相关制度、体制还极不完善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