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涌：达芬奇密码启示录

　　达芬奇“密码”启示录

　　虽然媒体自律是化解媒体腐败的根本，但是，没有制衡，权力必然腐败

　　王 涌

　　2011年7月10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播出《达芬奇“密码”》，揭露销售意大利品牌家具的达芬奇家居公司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一石激起千层浪。时隔4个月，情况发生逆转，达芬奇家居举报央视报道虚假，数名中介人涉嫌敲诈勒索。这一事件发人深省。

　　只要是权力，都有可能腐败。媒体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也不例外。

　　中国企业的成本中有相当一块比例是“交易成本”，包括公关费、交际费乃至贿赂费等，数量之大，甚至超过生产成本。中国企业所承受的这些非生产性负担，大大高于法治成熟国家的企业。

　　在“上层建筑”中，除政治权力外，媒体权力是另一种强大的权力，特别是中央媒体，有些时候威力甚至超过政府，因为它不仅影响民间舆论，引导消费者，也影响政府执法。

　　由于不少企业都存在违法行为，为媒体提供了“选择性监督”提供了环境，曝光还是不曝光，曝光后抹平还是不抹平，产生巨大的寻租空间。对象又是企业，肥硕待宰，权力极其容易计价变现，媒体人很难抵挡诱惑。

　　面对公关危机，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应对。有的企业走高官路线，从权力上层突破；有的企业直接与记者和媒体接触。当然，区别不大，区别只在于钱送给谁？给高官，还是给记者。

　　达芬奇家居不同于国内的那些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大企业，投资人是新加坡商人，并无上层关系，所以，在公关危机发生后，只能用钱摆平记者。这类企业是不良媒体猎杀的最好对象，否则，即使是中央媒体，在监督那些与政治权力关系盘根错节的企业，也会无从下手。媒体在权力食物链中毕竟处于中层，而不是上层。

　　权力在寻租过程中，需要一整套技术，主要是中介环节和洗钱渠道。在达芬奇家具事件中，媒体权力寻租的基本技术也不脱这两项要素：资深媒体人崔斌承担了中介人的角色，公关公司的公关费成为洗钱的渠道。

　　近些年中国政治权力寻租涉及的金额巨大，所以，有相当多的人在扮演权力寻租中间人的角色，并形成一套成熟的权力掮客的文化，包括行规、暗语、流程、人脉圈与路线图等。不久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计经纪人行业对中国GDP的贡献，不过，他们的眼光太狭窄了，仅限于体育经纪人、文化经纪人、婚恋经纪人，没有看到，中国最大的经纪人市场是权力经纪人市场。无论从金额还是从业人员素质来看，权力经纪人是中国经纪人产业中的最高层。遗憾的是，权力经纪人对GDP的贡献，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正如黄色产业一样，没有计入中国的GDP总量中，否则，中国的GDP总量要高得吓人。

　　达芬奇家居事件告诉我们，媒体权力寻租的商业模式已经成熟，其技术含量不亚于政治权力的寻租。

　　首先，作为中间人的崔斌，在传媒界具有重要的职位和威望，为交易双方信任，因为他的职位和威望就是最好的担保。可以推测，在媒体权力寻租的其他未曝光案例中，中间人肯定也如崔斌一样体面儒雅，人脉广泛。可是，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推测。

　　其次，作为洗钱的渠道，媒体权力寻租通常以公关公司和广告公司为平台，黑金计入公关费和广告费中，形成天衣无缝的保护墙。

　　但是，崔斌和“李老师”失手了，败笔主要在两处：

　　一是在公关协议中，赫然写着乙方义务是“淡化和化解媒体的舆论监督”，沟通对象是“央视广告部主要人士与相关栏目组核心人士”，相关费用支付给“媒体相关人员”和“央视李老师”。手法显得十分稚嫩，也许是当时抓钱心切，为向对方显示诚意，心存侥幸的缘故。

　　二是谈判过程被达芬奇公司秘密录音了，犯了兵家大忌。据说，在西北各省，官煤的权钱交易谈判一般在洗浴中心的水池中进行，光溜溜的，无法携带录音机，安全可靠。

　　虽然媒体自律是化解媒体腐败的根本，但是，没有制衡，权力必然腐败。中国的媒体存在金字塔般的层级，中央媒体唯我独大，一旦中央媒体出现丑闻，容易出现“媒媒相护”的局面。而媒体与媒体之间制衡与竞争，是化解媒体腐败的重要力量。

　　美国著名的媒体人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说：新闻报道缺乏客观标准和行为准则，民众就如柏拉图的穴居野人看到的世界只是墙上的舞蹈的影子。达芬奇家居案提醒我们：我们作为读者，就是柏拉图的穴居野人，因为我们的媒体为了百万黑钱可以抛弃良知，那么，如果是其他更加强大的诱惑与压力，他们又会如何扭曲事实呢？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