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一种值得推崇的散财之道

　　个人发财致富后捐赠一部分财产于公益事业，古已有之，中外皆然。“为富而仁”，“乐善好施”也是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但是这与现代基金会有所区别。

　　资中筠

　　基金会成为成为一种完备的制度，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和影响之重要，确实是20世纪美国的独特现象。美国在贫富如此悬殊，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得以平稳发展而没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得益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规模巨大的社会公益事业，而现代基金会又是其中最科学、最有效、影响最大的。它是在敛财和散财之间起着稳定社会作用的很重要的杠杆。在运作上，它与现代企业类似的机制，有一套法律制度来保障，而不单纯是个人发善心的行为。在用钱的理念上有长远规划，着重治本而不是单纯的济贫。

　　美国“基金会中心’以及美国有关税法对享受免税的公益性的基金会的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美国大大小小基金会多如牛毛，每年都有新的出现，目的也五花八门。截至2000年的数字，总数已在5万家以上。不过90%以上的资产和捐赠集中在不到l/4的较大的基金会，排名每年都略有变化，福特基金会曾独占鳌头，遥遥领先多年，近年有所变化，现在占第一位的是盖茨基金会。不过前十名多年来大体上在同样的几家中浮动名次。

　　20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如此众多面庞大的基金会，原因很多，归根结蒂，一是物质基础，一是思想基础。

　　物质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迅速发展，私人财富急剧增长而且高度集中，出现了著名的工业巨子，称作“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金融巨头”等。这些人财源滚滚，其个人名下的财富如雪球般迅速膨胀，以至于花钱成了问题，不知怎么处理才好。这是美国20世纪特有的现象，其他任何国家没有那么多的亿万富翁。一个自尊自爱、过健康生活的人，只要不吸毒，不狂赌，个人花费总是有限的。老一代的资本家，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等，大多崇尚简朴，也以此教育子女。后世风气有所变化，消费主义盛行，但即使购置多处豪宅，如盖茨用几千万(一说6千万)美元给自己盖一所别出心裁的高科技的住宅，比起他的几百亿资产来仍是九牛一毛。所以雄厚的剩余资产对于形成一种影响全社会的、有独特意义的事物是必要的物质基础。

　　思想基础

　　当然更重要的是思想基础。按理说，在私有制的社会中财富总是多多益善，无论东方、西方、古代都有的是富可敌国的家族，似乎不是问题。所以这里与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分不开。大体有以下几个因素。

　　宗教传统：他们相信：我之所以能成功致富，是上帝给了我智慧、本事和机遇，所以我对上帝要有一个交待，我应帮助那些不那么幸运的穷兄弟，并对社会有所贡献来报答上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之说多少有点影响。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早期大基金会的奠基人如塞奇夫人、卡耐基、老洛克菲勒等人以及他们的慈善事业顾问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西方慈善事业的渊源本来就是从教会开始，而后由政府立法予以固定下来。最早可追溯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济贫法”，规定每一个教区的有产者每年必须对教堂有一定数量的捐赠，然后再由教堂在一定的监督制度下分发给本教区的穷人。这也可以算作美国早期的慈善事业传统的渊源。不同的是，一是政府强制；一是自愿，而后受到政府政策鼓励。

　　志愿精神(voluntunsm)和社区(community)观念：美国在立国之前，虽然是英国殖民地，但是对那些早期移民来说，天高皇帝远，天灾人祸都靠不着，只能靠自己互助互救。美国人从传统上对政府较少信任，同时也较少依赖心。这样形成一种观念，志愿服务于社团，包括公益捐赠，是一种公民义务，而不是恩赐。据说现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周有4小时用在义务服务上。实际只会多不会少，因为有许多退休老人或家庭妇女常有经常性的义务工作(是真的义务工作，没有任何变相报酬，有时还要贴钱)。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参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义务工作不计其数。这已是寻常事。这种精神在美国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与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相辅相成。

　　重白手起家而轻世袭：东方社会的传统是有困难或老弱病残靠家族和亲友照顾，挣钱是为子孙后代积累家业。欧、美虽属同一文明，但欧洲先是有长期封建制度，阶级关系比较固定，社会舆论对贵族大户为社会公益做贡献的期望值较低，有所捐赠主要通过教会。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到贫富悬殊尖锐化，资产者和劳动阶级截然对立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高涨，从而产生带有社会主义成分的福利国家，私人公益事业可发挥的余地较小。美国则从传统上‘“世袭”的成分较少，来“新大陆”创业的都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社会舆论认可并尊重这种发家致富，不问其出身不大追究其手段；另一方面，一旦成为富人，社会对他们就有一种压力，期待他们对社会做“好事”。他们自己也认为把过多的财富传给子孙适足以害之。上个世纪初的卡耐基和世纪末的比尔盖茨都主张在有生之年捐赠完所有财产，而不是等到死后捐遗产。不过事实上捐遗产者还是占大多数。总之，传子孙的观念，美国比东方和传统的欧洲都要淡薄。

　　救人救己的社会责任感

　　20世纪初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贫富悬殊也急剧扩大。工人运动、媒体和思想界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和批判，以及政府的监督和法令汇成“进步主义”思潮，矛头都指向财界巨子及其家族。同时，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在上升，尤其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所以大资本家们看到了社会危机，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要避免推翻整个制度的革命，就必须主动缓解社会矛盾。他们热爱这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成功的社会，决不愿意看到它垮台，可以说他们对国家和社会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以维护其基本制度同时加以改良为己任。所以改善底层人群的处境，缓解社会矛盾，既为国家排难解忧，又巩固自己的地位，形成多重社会责任感。大资本家兼大慈善家要以自己的财富左右社会发展的趋势，现代基金会应运而生。他们从事“科学地”花钱，其组织、操作都借鉴了现代大企业，二期资助“项目”大都着眼于长远效应，这是与传统慈善事业的分野。

　　根据这一思想，一些影响较大的大基金会不约而同率多在几个主要的领域起作用。

　　教育这是重中之重。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1913年，新成立不久的卡耐基基金会用于教育的拨款是560万美元，而当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预算是500万。众所周知的著名芝加哥大学是老洛克菲勒捐赠的，卡耐基一梅隆理工大学最初主要由卡耐基和梅隆两家先后出资，这些还都是在基金会正式成立之前。美国教师享有退休金开始于“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的捐助，早在全国设立退休金制度之前。“研究型大学”这一事物几乎全靠基金会扶植起来。某个大基金会的持续的兴趣和兴趣的转移可以影响一个学科或某~所大学的某一科系的兴衰——美国的中国研究也在此列——并不是夸大其辞。还有各种研究所、“思想库，”更主要是靠基金会的捐赠。美国每隔一段时期就有一次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从小学到大学，从提高到普及，莫不有各大基金会的参与，有些成果产生全国性的影响。

　　科研，特别是医学科学：一些突破性的的科研成果在关键时刻都得到过基金会的资助，早期的成绩如：小儿麻痹、黄热病、青霉素、钩虫病、梅毒、脑炎等的防治手段；水稻品种改良、绿色革命，以及物理、化学的前沿学科，等等。爱因斯坦等一批顶尖科学家在其研究工作的关键阶段，无不得力于基金会的资助。当前的热门题目：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计划生育、癌症、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的研究都是各大基金会的中心工作。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先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随之有许多后起之秀，如福特。盖茨基金会等。到目前为止，盖茨基金会已为艾滋病投人上百亿，喊出“要下一代活在没有艾滋病的世界”的口号。

　　社会改良，扶贫：这当然是一切公益事业的题中之义。各基金会有不同的理念和重点，但都不是简单的救济，而是着眼于“授人以渔”。与此有关的一是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社会的种种弊病和问题；一是推动种族平等。在理论建树和实践两方面都起着及时而重要的作用。福特基金会在这方面出手特别大，20世纪下半叶它一直起带头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乔治索罗斯。谁都知道他是以金融投机起家的，同时他也是有强烈改良理念的慈善家。70年代起成立“开放社会”系列基金，以在全世界推动民主开放社会为目的，也包括改善美国民主。他痛批美国的“过度市场化”，认为是对民主腐蚀的主要因素，因此他的基金会致力于使本来不该属于市场的领域退出市场，主要是教育、法律、新闻、医疗等领域。

　　从国内发展到国际：有少数大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带有世界性。二战后，随着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大基金会的工作也日益国际化，多数的工作重点都在第三世界国家。到20世纪后20年，明显的趋势是与联合国合作，资助其有关项目和活动。像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口委员会以及其他妇幼福利、环保组织、维和行动等，都是大基金会投人的重点，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到各国活动的经费都得到过基金会的补助。

　　除关于以上各个领域的活动，拙著《散财之道》一书中都有详述，此处不赘。

　　政府与公众的监督

　　政府与基金会的关系，特别是税收制度的影响，是论者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公益捐赠既然享受免税待遇，就必须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一个世纪以来，公众从左到右对公益团体的批评一直不断，美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逐步找到宽严适度的标准，完善立法和监督管理制度。现在已经有一整套详细的法律、法规。所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中法律专家是不可少的。与企业不同，基金会的财务必须向全社会公开，《基金会年鉴》每年都列出各大基金会的财产和给出的数字和主要项目。不但政府税收部门，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随时要求看它的详细收支报表。另外，20世纪后半叶形形色色的基金会本身的行业组织也应运而生，一则是应付政府和社会的质询，维护自己的权益；二则是自律，防止本行业的违规。违法行为。这都是使这部类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一方面，令捐赠者放心。现在，有钱不知如何处理，就捐给某个基金会，或自己成立一个基金会已成风气，不一定都出于崇高的慈善理想，因为一般认为，这是自己不必操心的余钱的最好的去处。另一方面，美国人对税收很敏感，享受了免税待遇就等于剥夺一部分政府原可以用于福利的资金，如果不对社会作出相应的贡献，很难逃过舆论指责。所以公益组织虽然也出现过“丑闻”，但相对于政界和商界来说，要少得多。这一点非常重要，诚信是公益事业赖以立足和繁荣的命脉。

　　“基金会精英”

　　基金会成立之初，当然体现捐赠者的意图，但是略具规模的基金会都有一套独立的管理制度，至少过一两代以后就脱离原家族的影响。许多例子说明，在各基金会发展的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的任职较长的会长或主要部门负责人。他们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财产，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干工作中，使基金会带有自己的印记，其地位有些类似大企业的CEO，但是其任务是散财，不是敛财。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共同点是：比较超脱于政治，大体倾向改良派自由主义；关心弱势群体；既雄心勃勃，又带有理想主义，以完善美国乃至全世界为己任，但是其成分多属上层精英的代表。现在已经形成一种专业阶层，被称为“基金会精英”。

　　基金会本身是矛盾的体现：有人说它是“靠平等社会给予的特权而存在的贵族机构，是违反‘经济人’的本能而用于公益目的高度集中的私有财产”。那些大财团巨头在致富过程中巧取豪夺、残酷无情，而在捐赠中又如此热忱慷慨、急公好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现象，体现一种双重人格，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国民性的缩影。总的说来，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后，政府的作用日益扩大，福利制度逐步形成，直接对教育、科研等投资的比例加大，大基金会那种在各种领域中左右乾坤的威力相对下降。但是这样一种制度、指导思想和行为模式已经从ZO世纪初基本确定下来，作为总体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固然也有管理不当判断失误以及各种浪费之处，但是比政府官僚机构的弊病还是少些，灵活性、针对性要大得多，因而花钱的效益也要高得多，所以其实际影响远远超过付出的金额。很难想像，假设这些基金会突然消失，美国的教育以及种种文化生活会是什么样，美国的对外文化关系会受到怎样的打击。

　　如何对待这尊“他山之石”

　　在我开始这项研究时，只是为进一步深入了解美国，并澄清一些误区，没有想过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因为两国国情太不相同。但是近年来，财富大量向私人手中的集中的现象在我国也急剧发展，姑不论其集中的途径是否都正当，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阻挡。“公民社会”、“志愿者”、“NGO”等观念也已开始受到关注，而且真正的而不是官办的“非政府组织”也已开始出现，尽管步履维艰。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势必不可能由政府全包。那么“散财有道”的问题必然要提到全社会的日程上来。美国基金会的经验可能会日益受到注意。希望关心这一事物的读者通过本书了解到，美国基金会的生根开花，有它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代表某种文化特色，并且有完备的法律和监督制度保证其不异化、堕落。同其他领域的外来经验一样，只有深人其源头，或许能得到有意义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