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际金融形势评论

　　中信银行副行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

　　■ 曹彤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曲双石

　　美国金融形势评论

　　2011年美国经济的四个关键词是：“扭曲操作”、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经济复苏。

　　一是货币政策方面，QE2效果不彰，推出“扭曲操作”替代QE3。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自美国内部，百年一遇，美国救助手段有限，货币政策成为最可倚重的政策工具，美联储的“宽松”政策已持续3年。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正式启动QE2，在8个月时间内购买6000亿美元国债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尽管经济有所起色，但通胀效应也开始显现，2011年5、6月份CPI同比涨幅均达3.6%，创近3年最高水平，11月份核心CPI也达到2.2%的高点。

　　在此背景下，虽社会各界对QE3的呼声不断，但美联储却终难下此决心，只能在9月推出以维持QE2为核心的“扭曲操作”：“延长所持债券资产的平均到期时间。FOMC计划在2012年6月底以前买入4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其剩余到期时间在6年到30年之间；同时出售等量的美国国债，其剩余到期时间为3年或以下。”

　　不同于量化宽松的通过印刷钞票购买美国国债以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扭曲操作”更为温和，其通过增持长期债券压低长期债券利率和其他长期投资品利率，如住房抵押贷款等长期贷款利率，可使企业和消费者以更低成本借贷，从而激活再融资和房屋销售，并促使投资者转向股票和公司债券。但是，由于目前美国家庭负债已经较高，对利率已经不再敏感，该措施刺激消费者消费的效果尚未显现。

　　除了实施“扭曲操作”以维持QE2以外，美联储还推出另外两项新举措：一是将利率政策执行期限明确化。美联储2008年12月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在此基础上，2011年8月又宣布将该利率水平维持至2013年中期。通过将执行期限明确化，美联储向市场传递了明确的预期信号以提升政策效力；二是启动新闻发布会制度。今年4月，伯南克宣布将在每两次议息会议后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以此作为美联储提高透明度以及与市场加强沟通的重要举措。    

　　总体看，已经持续近3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显现出一定的政策效应，对短期经济复苏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从长期看，美国经济的内在矛盾无法通过货币政策消除，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带来的通胀压力将为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恶果，下一轮金融危机的种子也必然由此而生。

　　二是财政政策方面，债务问题束缚美国政府手脚，民主、共和两党以此进行政治拉锯，掣肘经济复苏。

　　美国债务总额已逾15万亿美元，陷入高福利政策与低经济增长的矛盾之中。选举政治导致高福利刚性增长，社会保障支出已成其财政支出中最大项目。加之美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7.4%，未来的福利开支还将继续增长。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一直复苏乏力，财富创造能力下降，税基减小，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维持政府和社会运转。

　　虽然债务问题严重，美国两党却将其作为2012年总统大选的筹码进行政治拉锯战，党争已成为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顽疾。奥巴马也承认：“我们这个国家没有问题，是我们的政治有问题”。美国的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在赋予其自由的同时，也附带了决策效率的低下。虽然债务上限议案在8月2日获得通过，但两党的殊死搏斗终于导致标普对其降级：8月5日，标普将维持了近百年的美国“AAA”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贬为“AA+”，全球金融资产失去重心，从而激发了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恐慌性心理，余波至今未平。即使如此，双方也毫不妥协：两党议员组成的减赤“超级委员会”在11月的谈判中毫无成果，换来了穆迪与惠誉对其的负面展望。

　　虽然债务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政治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但美国仍是世界最强大的金融帝国，只要美元霸权继续存在，美国就不用担心因为没钱而无法还债，这从降级后美国国债价格不降反升中得到印证。尽管如此，债务危机仍可以看作是美国盛极而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各国定会大力推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美元霸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失去它的光环。

　　三是社会矛盾方面，“占领华尔街”运动暴露出美国的深层次矛盾。

　　9月17日，“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响第一枪，并以祖科蒂公园为原点逐渐演变为“占领华盛顿”，此后进一步蔓延至美国上千座城市乃至欧洲、澳洲，出现“占领伦敦”、“占领墨尔本”，抗议内容也从最初的抗议华尔街发展到对数种社会问题的抗议。进入11月后，美国政府逐渐失去耐心，警察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欧元区债务国家反对紧缩措施的大罢工和英国的大骚乱遥相呼应，使得表面平静的西方世界不再安宁。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近些年累积的社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从经济层面上来说，根本原因是贫富两极分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社会矛盾的激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说，美国的现状是“属于1%，由1%所掌握，为了1%”。两极分化最终导致民众走上街头，剑指华尔街的金融家，他们认为正是华尔街金融家凌驾于政治体制之上，才导致了社会制度的不公正；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奥巴马上台后，酝酿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共和党的阻挠下失掉精髓，希望依靠增税挽救赤字的想法被共和党坚决驳回，导致自身处境尴尬，2012年大选形势堪忧。“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后，奥巴马表示出同情，与共和党称其为“暴徒”的态度大相径庭，可一窥奥巴马欲借此打击共和党、挽救自己人气的心理。

　　四是经济增长方面，整体经济处于缓慢复苏轨道，年底终于出现一波加速回暖的“小高潮” 。

　　生产总值方面，一二三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速分别为0.4%、1.3%和2.0%，虽然低迷但整体呈上升态势；就业方面，失业率始终在9%左右高位徘徊，最高达9.2%，但下半年有所改善，11月降至8.6%，创下2009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消费方面，整体仍处于下降通道，但年末有所上升，密歇根大学和汤森路透集团联合发布的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达到67.7，虽仍明显低于2010年12月的74.5，却是今年6月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美国10月新屋销售折合年量达30.7万套，环比增长1.32%，成屋销售折合年量为497万套，环比增长1.43%，表明房屋市场开始企稳回升；11月ISM制造业PMI为52.7，也已经回归良性循环，并创下5个月以来最高水平。

　　总体来看，美国经济经历3年多的自我修复，并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已经开始缓慢复苏，在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整体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意义重大，是2012年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欧洲金融形势评论

　　2011年欧洲经济的四个关键词是：欧债危机、救助机制、欧洲央行、统一财政。

　　一是欧债危机向着多层面蔓延，救助时间紧迫。

　　1，希腊财政状况迅速恶化。2011年希腊依然是欧债危机的风暴眼，标普、穆迪、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均将其主权信用评级调降至垃圾级。而其前任总理帕潘德里欧针对“债务减记”救助方案反复无常的表态，也为欧债救助增添了戏剧性的一幕。希腊危机的不断深入引领欧洲领导人开始公开讨论其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甚至德国执政党基民盟投票通过允许欧元区成员国退出机制议案。

　　2，危机向金融业与政界横向蔓延。金融业方面，10月4日，法国与比利时合资银行德克夏银行集团被拆分，成为在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家银行。德克夏银行集团持有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等问题国家债券风险敞口超过200亿欧元，急需短期流动性规模960亿欧元。

　　10月底，美国证券公司MF Global控股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史上第七大破产案。MF高估了欧元区领导人解决危机的能力，在过去一年中购买了欧洲国家发行的价值60亿美元的主权债券，期望高风险债券能带来高收益，可惜事与愿违。

　　12月9日，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文件显示，依据新引入的应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措施，欧洲银行业需筹集1147亿欧元的新资本，较两个月前的估计值增加8.2%，与10月份相比，欧洲银行业需要再多筹集87亿欧元。

　　政界方面，“欧猪国家”全部因欧债危机完成“换帅”。

　　3月，上任仅两年的爱尔兰前总理布赖恩·考恩(Brian Cowen)黯然离去，恩达·肯尼(Enda Kenny)接替。6月，葡萄牙前总理若泽·苏格拉底(Jose Socrates)下台，科埃略(Pedro Passos Coelho)执政。10月底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为自己的政治投机付出代价，不得不提出辞职。随后，金融家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担任总理。11月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下离开总理宝座，由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接替。几乎同一时间，西班牙执政党工人社会党被选民抛弃，大选提前举行，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当选。

　　3，危机向欧元区核心国家纵向蔓延。

　　法国方面，其“AAA”评级岌岌可危。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法国银行业持有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债券风险敞口分别为4102亿美元、557.4亿美元、1461亿美元、283亿美元、301亿美元。11月17日，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扩大8个基点至3.79%，与德国同期国债收益率价差突破200个基点，成为欧元区创立以来首次。11月21日与23日，穆迪与惠誉相继警告法国其“AAA”评级前景堪忧。

　　德国方面，《金融时报》数据显示，6月中旬至8月，德国债收益率走势在86%的市场交易时间内与意大利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反，但9月以来，这一比例已降至69%。11月23日，德国拍卖60亿欧元10年期国债，2%的收益率未能吸引到足够的投资者，德国央行不得不买进其余39%，远高于德国央行17.83%的国债持有平均份额。

　　二是EFSF救助机制规模有限，扩容艰难。

　　EFSF本只是应急机制，产生的背景是希腊、爱尔兰爆发债务危机，需要维护市场信心，原计划于2013年过渡为欧洲稳定机制(ESM)，因此其治理结构和细节始终不确定。随着欧债危机规模不断扩大，EFSF原有的4400亿欧元规模已无法起到救助作用与风险防范作用，扩容成为必然。虽然细节已定，但由于市场状况不断恶化，执行困难，原定的1万亿欧元规模更是难以达到，鲜有买家表示出对EFSF债券的兴趣。因此，在12月初的欧盟峰会上，又提出新的思路，欧元区成员国央行向IMF提供贷款，IMF再以一定的倍数放大救助债务危机国家，目前来看，此举恐怕是最可能的选择。

　　三是欧洲央行在政策选择上进退维谷。

　　首先是利率问题。2011年欧元区陷入滞涨困局：欧元区一至三季度GDP环比增长率均仅为0.2%，通胀率则始终超出欧洲央行设定的2%上限，9月份开始更是由2.5%左右飙升至3%的高位。为了抑制通胀，欧洲央行分别于今年4月7日与7月7日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5%。但是号称“鹰派”的新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上任后，却分别于11月与12月欧元区通胀最高峰时期将基准利率由1.5%下调回1.00%，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此举可见欧洲央行处境之尴尬。

　　其次是量化宽松问题。事实上，欧洲央行一直在购买问题国家债券，企图压低国债收益率。然而，此举同样充满争议：德国、奥地利等国家认为此举是“错误方案”，欧央行无此职能，隐藏通胀风险；法国及“欧猪国家”则认为欧央行的职责不只是抑制通胀，同时还要作为“最后贷款人”，维护欧元区金融系统稳定。由于欧央行继承了德国央行只关注CPI的理念，并不对经济和就业负责，所以目前在实施QE方面尚未迈出实质步伐。但随着欧债压力不断增大，尤其是意大利人德拉基上台主掌欧央行，相信其很难坚守住此底线。

　　四是欧元区统一财政建设终于起步。

　　11月底，欧盟委员会提出发行“欧元债券”的三种方案：第一，在欧元区范围内发行完全联合债券，即17个成员国为联合“稳定债券”提供共同担保；第二，欧元区成员国为联合债券提供有限担保，同时仍保留现有各自国家债券；第三，统一发行欧元债券，但高负债成员国债务水平超过一定比例后将被迫恢复发行本国国债融资。然而，该计划却面临尴尬境地：《里斯本条约》规定了“不救助义务”，该政策的实施需要对欧盟条约进行修改。

　　12月初，欧盟召开领导人峰会，德法两国力主“修约”，并通过一项新的“财政协议”，统一财政有了新的进展：

　　1)政府预算应实现平衡或盈余，年度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名义GDP的0.5%，该规则将写入成员国的宪法或者等同的法律；2)建立并落实政府债券发行计划事先报告制度；3)完善“超额赤字程序”，超过3%的赤字上限将会自动进入该程序，债务比率超过60%的国家，必须依据新的规定制定债务削减细则；4)加强对遭遇严重困境或受到威胁的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和预算监督。

　　增强稳定性工具，即强化三道危机防火墙：1)迅速展开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杠杆化，欧洲央行或将作为EFSF介入市场操作的代理机构；2)加速欧洲稳定机制(ESM)生效过程，2012年7月前实施；3)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约2000亿欧元双边贷款，以确保IMF拥有充足资源应对危机。

　　但此次欧盟峰会也存在着许多未尽事宜：

　　1，缺乏细节。EFSF杠杆化的1万亿欧元来源仍无实质进展，财政联盟未将财政紧缩和增长、就业联系起来，不能解决欧洲边缘国家缺乏竞争力的根本问题。

　　2，自动制裁减赤造成负循环，阻碍经济复苏。财政赤字占GDP的3%、政府债务占比超过60%触发的自动惩罚机制，加速超限国家的经济陷入负循环。

　　3，英国反对，带来法律障碍和不稳定因素。因而无法在欧盟主体法的层次通过该协议，只能以国际协议的方式来立法，而且仍需非欧元区9国和芬兰的议会通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英国和欧盟其他国家的对峙，可能导致政治局势紧张、欧盟内部分化甚至英国可能未来退出欧盟。

　　无疑，无论是欧央行实施量化宽松，还是EFSF扩容，亦或是发行“欧元债券”，都只是短期政策，治标不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欧债困局，必须要从欧元区的治理结构上找办法。

　　欧元区的产生是建立在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上的，其假设在同一个货币区内，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到就业率更高、福利更好的国家。但事实上欧元区并没有产生这种劳动力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即经济发展较好的德国等国家独享了经济发展成果，而希腊等经济发展相对较差的国家则独自承担了社会福利负担，使得欧元区内部好的更好、差的更差，造成区域内发展不平衡。

　　在此背景下，只有实行财政统一，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来调节这种不平衡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目前的欧元区只是附属于欧盟的松散组织，除欧洲央行外，本身并无治理结构，大的问题都要到欧盟层面讨论和协调。而欧盟27国中有10个国家并不是欧元区国家，所以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统一的针对欧元区的应对方案。因此，从长期看，欧元区必然要脱离欧盟形成真正属于欧元区的“小欧盟”。

　　欧盟的成立有三大政治背景：一是二战后欧洲希望独立，脱离美国的阴影；二是面临苏联冷战威胁；三是担心东、西德统一，单一德国过于强大。欧盟当初始终认为，他们终将都能成为欧元区成员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完全统一。但如今这三个政治背景都已弱化或消失，欧盟变成统一政治组织的社会基础已经弱化，进一步将欧元区扩展到27个国家的政治意愿已大幅度降低，在此情况下，形成一个“小欧盟”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尽管岁末的欧盟峰会并未取得完美成效，却在欧元区治理结构上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前途依然曲折，但毕竟找到了方向。欧元区的进一步整合值得期待。

　　日本金融形势评论

　　2011年日本经济的三个关键词是：债务风险、汇率干预、大地震。

　　一是债务风险逐步演化为日本的首要问题。

　　日本债务问题严重。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包括短期国债在内，日本国债总额达954.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8万亿元)，为GDP的两倍以上，创历史新高。人均债务额高达74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1万元)。8月24日，穆迪宣布将日本政府债券评级下调一级至Aa3，标普与惠誉也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至“负面”。

　　“3·11”大地震及之后的核事故加重了日本的通货紧缩局面，拖延了日本经济从2009年的衰退中复苏的步伐。而2009年的衰退是日本经济自二战后遭遇到的最严峻的一次。日本经济增长前景疲弱，使得日本政府更难实现削减赤字、实施“税收和社会保障综合改革”计划的目标。

　　二是日元汇率升值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复苏。

　　日元汇率飙升已经成为威胁日本经济最主要的负面因素之一。2011年日本政府已三次干预汇市：第一次是“3·11”大地震后，由于日本企业的避险需求、灾后重建及投机等因素，短暂大跌后日元一路猛涨，直至触及76.25日元兑1美元历史高位。3月18日，G7国家携手抛售5300亿日元干预汇市；第二次是8月份，美、欧经济急转直下，日元、瑞士法郎等货币成为避风港，避险需求导致日元、瑞郎汇率猛涨，严重影响了日本正在复苏中的经济。8月4日，日本当局抛售4.5万亿日元买入美元干预汇市；第三次是10月31日，亚洲汇市早盘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高点75.56日元兑1美元，日本政府抛盘8万亿日元将其压至79.50日元，创下单日干预规模纪录新高。

　　数次入市干预，表明了日本政府遏制外汇市场投机行为的决心。但由于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欧债危机加剧才是推动日元作为避险货币不断走高的主要因素，因此日本政府的单打独斗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元升值的事实。10月21日，日本政府出台一项有望带来0.5%的GDP增长和30万个就业机会的日元升值综合应对方案，以求在日元升值问题上“主动进攻”。简要说来，该计划包括以下两项：

　　一是应对日元升值的五项基本原则，即维护市场稳定；采取适当措施应对日元升值和产业空心化；最小化日元升值带来的痛苦；最大化日元升值带来的益处；为该方案的完成设定若干目标与完成时间，并设立跨部门的专责小组进行督导。

　　二是“3招15式”具体措施，包括减轻日元升值之痛，创造就业机会、为包括中小型企业在内的公司提供金融支持、支持在大地震和日元升值中受损的旅游业、扶持农林牧渔业、尽早实现灾区重建；创建健康并适应性强的经济以应对风险，通过加强定向补贴来增强竞争力、通过扶持节约能源和新能源设备来拉动需求、发展“Only One”企业与技术、大力支持创业者、支持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发展综合特区系统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制定措施解决企业面临的困境从而使其留在日本；使日元升值的利益最大化，利用日元升值的契机加快对国外企业的并购和自然资源的购买、将日本学生送到国外留学并接收高技能人才、使日元升值的优点可视化。

　　三是“3·11”日本大地震影响深远。

　　“3·11”大地震从以下几方面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

　　首先是债务。如前所述，日本债务问题本已十分严重。但是，日本处理大地震及核泄漏所需的清理及重建费用将高达数十万亿日元。同时，地震还导致日本贸易状况严重恶化。

　　其次，地震、海啸导致日本城市被毁，港口、道路、工厂等基础设施全部报废，善后工作艰巨。尤其是福岛核电站泄露的影响可达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将极大地消耗日本国力。

　　第三，震区集中了大量的化工、钢铁、制造业等重点产业。地震不仅损坏了这些企业的厂房等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了高科技、汽车等产业的供应链中断。虽然目前已逐渐恢复，但还是给“日本制造”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第四，核电站失去信任导致日本电力不足、供电紧张，日本政府曾在年中实施限电令，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制造业复苏。此外，日本寻找核电替代品的过程将增加能源成本，推高大宗商品价格。

　　第五，地震使企业、消费者信心严重受挫，生产环境恶劣，产业系统混乱，将促使大批企业移居海外，造成日本产业空心化。

　　由于上述多重因素影响，日本经济形势一度异常严峻。日本一季度实际GDP环比萎缩0.9%，名义GDP环比萎缩1.3%；二季度实际GDP环比萎缩0.3%，名义GDP环比萎缩1.4%。虽然三季度出现实际GDP环比增长1.5%，名义GDP环比增长1.4%的反弹，但由于面临着世界经济下行、欧债危机久拖不决、日元汇率居高不下等不利因素，复苏前景有待观察。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评论

　　2011年人民币国际化的三个关键词是：阶段性成效、汇率之争、战略新取向。

　　一是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阶段性成效。

　　1，在人民币回流渠道建设方面，今年商务部发布《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同时人民银行发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表明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的政策基础已经具备。

　　2，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方面，2011 年上半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达到9575.7亿元，同比增长13.3倍，到11月末更是达到1.7万亿的高点。业界担心的出口收款、进口付款比例也收缩至1:2.9，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口与出口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改善。8月，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宣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扩大至全国。

　　3，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良好，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已初具模样。

　　截至2011年10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达6185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在2010年底时只有3149亿元，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底则不足600亿元，两年多的时间已经增长了10倍。

　　2011年前11个月，香港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达991亿元，年内可能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在汇率方面，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CNH)和无本金交割市场(NDF)均交投活跃。

　　此外，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8月份访港，进一步提出多项措施，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还就李克强副总理的讲话提出了十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有利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国际化提速，对于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意义非凡。

　　二是人民币升值与贬值之辩甚嚣尘上。

　　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继续要求人民币升值。10月11日，美参议院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国是否存在故意压低人民币币值的行为，以决定是否惩罚所谓中国操纵汇率的行为。

　　同时，巴西等新兴国家也加入到美国阵营。9月份，巴西声称人民币汇率低估严重损害了巴西的工业基础，正在摧毁拉美国家的生产结构，并向WTO提出该问题。11月，WTO153个成员达成一致，在2012年上半年研究国际贸易规则是否可以用来对操纵汇率进行“惩罚”。此举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推进到新的平台，先例一开，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也有可能相继向中国发难。虽然WTO的规定或许不能用来限制汇率操纵行为，但这种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升值30.2%，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3.5%和23.1%。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由2007年历史最高点的10.1%下降至2010年的5.2%、2011年上半年的2.8%。人民币汇率正逐渐趋于均衡合理水平。中国应坚持自己的汇改节奏，掌握自己的命运。

　　另一方面，交易市场出现人民币贬值趋势。

　　12月人民币出现一轮贬值风潮。11月30日到12月12日，人民币兑美元连续9个交易日出现盘中触及跌停点的情况，为2005年7月汇改以来的首次。原因复杂，大体有几方面：一是支撑人民币升值的国内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如经济增速回落、出口增幅放缓等，使得对中国经济前景悲观情绪上升；二是受欧债危机影响，国际资本向美元回流倾向增加，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放缓及流出增加；三是国际投机资本做空发展中国家，导致人民币汇率产生技术性贬值压力；四是人民币汇率越来越接近均衡汇率。

　　人民币汇率改变单边升值趋势对于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和人民币资本项目改革是有利的，降低了外在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带来的压力，而且有助于让市场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多种波动可能，促使汇率弹性不断增加，增大了货币当局进一步推动一揽子货币制度改革的空间。

　　目前看，人民币汇率更多表现为技术性回调，尚未形成趋势性贬值预期，但仍应引起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尤其在明年宏观调控中，需要及时把握汇率预期的变化，把握外汇资金流动带给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影响，避免1989年日元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效应重演。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新取向。

　　从当前国内外局势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环境与2009年已完全不同，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节奏和取向。

　　从外部环境看，2008年危机之时，众多人士以百年危机的逻辑判定，美国“以资本项下顺差弥补贸易项下逆差”(即用全球的资金流入支持其本国国民消费)的模式将难以为继，美国将被迫放弃这一模式，表现将是美元货币地位下降甚至大幅贬值，以及美国再工业化。但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10年5月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避险资金仍然青睐美国和美元市场。美元指数一直没有跌破2008年危机时的70点低位，反而是在欧债危机频发、标普下调评级的背景下多轮上涨，12月22日更是达到79.98的高点。从短期看，美国模式仍然可以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仍使其有能力维持这一模式。这意味着，美国将(也不得不)继续维持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遏制其他货币崛起。美国已将中国锁定为下一代战略竞争者，采取遏制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符合其利益需要。

　　事实上，美国遏制人民币国际化的方略已经启动。2008年危机后，东亚地缘政治局势突变。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及11月的延坪岛炮击事件让韩国和日本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政治合作，东北亚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已举步维艰；美国还高调介入南海问题，频发新论。菲律宾、越南甚至日本、印度均入局南海问题，使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蒙上了阴影。

　　从中国贸易格局看，中国对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这有利于人民币输出。东亚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天然阵地，更是构建人民币货币区的必经之地。但美国主导的东亚地缘政治变局事实上阻挡了人民币在该地区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南下路径已被打断。

　　从内部环境看，2008年危机后，中国政府迅速启动宏观扩张政策将中国经济拉回强劲增长轨道，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这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强势，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但当前房地产、民间融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问题此起彼伏，在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停滞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极有可能步入下行周期。此时大幅度放开资本项下管制，非常容易被国际投机资本乘虚而入，催生外生性经济金融危机。12月份人民币汇率的连续触及跌停点即是重要信号。

　　目前，美国至少有两个策略选项：一是直接推动海外人民币贬值，引导国内海量外资变现退出，引爆国内经济泡沫，催生国内经济危机；二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升值，借助中国政府“换届经济”效应，再一次推高房市和股市，将中国经济泡沫的势能拉到一个新高度，之后再突然引导人民币贬值，造成更大能量的经济危机。前者的效应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者的效应则类似于1989年日本金融危机，均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深度伤害。

　　在这种内外新局之下，人民币如果进一步大幅放开，无疑会使海外政治经济势力做空中国的杠杆进一步放大。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节奏应做出主动调整，由侧重于进攻转换为侧重于防守，等一等、缓一缓、看一看方为上策。

　　此外，向东南亚发展的“人民币东盟战略”很容易受到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干扰，人民币国际化方略还应该向西，在另一个方向上开辟“第二战场”，推动东西两翼互补发展。

　　在西向上，有俄罗斯、中亚、中东等国家，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石油等初级品，并出口工业品。该地区主要国家均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或观察员国，201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周年，在地缘政治含义之外，上合组织正被各方赋予更多的经济、金融合作职能。

　　事实上，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有国际间货币合作的基础。目前，人民银行已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蒙古等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而俄罗斯本身也有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动卢布成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强烈愿望。

　　从本质上说，美元之所以成为全球核心货币，根本原因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美元正因为成为某种程度上的“石油本位币”才最终成为全球本位币。在中国的西向周边，俄罗斯、中亚、中东地区均是全球主要石油出口国，而中国本身是全球最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双方具有强烈的经济互补性。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向西突破石油国家，与卢布等西向国家的货币一道成为主要石油计价和结算货币，就能极大提升人民币的货币地位，构建起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战场。

　　11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第十次总理会议上呼吁各成员国间建立多层次、多渠道融资合作体系，加大对区域经济合作项目的融资支持，继续扩大本币互换和结算合作，加强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并再次建议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温家宝总理的提议得到了各成员国的认同，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成立项目融资合作机制(专门账户和开发银行)被写入会议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会议联合公报》。无疑，这为人民币的西向国际化创造了良好契机。

　　因此，在东盟之外，向西开辟人民币国际化“第二战场”将是当前人民币新“防守”方略里的“进攻”策略，也符合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