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投资选择决定经济效率

　　在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时代，投资效率决定了资源流向，更决定了经济效率。在政府控制绝大多数资源的中国，今后在投资选择上更要精打细算，谨慎选择

　　日本三井住友银行研究人士在近日对安邦的拜访中，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引擎到底是什么，投资、消费还是出口？讨论最后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投资拉动中国。尽管中央下定决心要继续转变经济结构，尽管各地政府誓言摆脱土地经济，但困难同样是很明显的。消费拉动虽然是大势所趋，但增长缓慢；出口更是取决于外围市场的恢复程度，目前尚看不到根本改善的希望。若经济下滑，提高投资强度就是挽救市场的不二法门。

　　实际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2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表示，"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此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滨海新区调研时强调，"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切实做到有保有压。"中央领导讲话中透露出的意思无一不表明，今年的财政货币政策可能较去年有不同程度的局部放松，这也符合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但即使如此，要想回到2008年那种拿着钱不知道往哪投的时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投资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提醒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投资是为了产出，但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尽可能让每一分钱创造出尽可能大的价值，是一国增长质量的基本考量。在这方面，增量资本产出率是一个较好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是实际经济增长率除以投资比率，其数值越小，表明投资效率越好，其意义就是每增加1块钱的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块钱。有分析数据显示，从2006－2010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分别为4.9、6.4、6.8。而发达国家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一般为2－3之间。在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凡是投资都有效率问题，1公里高速公路需要投资1亿元，1公里机场跑道也是1亿元，手中只有1亿元的时候，会选择哪个？这就是投资效率问题了。造成投资效率"居低不上"的原因很多，但根子还在制度上。

　　其中，政府过多的参与经济运行是最大的制度根源。在政府债务同样高企的时候，中国并不像希腊、意大利那样引起市场的高度焦虑，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手上掌握着太多的资源，像土地、矿产；甚至还包括一些看不见，却非常值钱的资源，如项目审批权、行业垄断权等等。但如果由政府来确定资源流向，无疑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中国政府官员的考核基本上是对上不对下的，这就意味着在衡量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的时候，并不是以价值创造为目标，而是取决于是否能够让上级部门满意，投资的效果能否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大厦在各地崛起，一条条漂亮的高速公路在四处延伸，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摆在明面上的。而像水利设施这类能够极大促进农业生产的项目，却因"貌不惊人"被持续搁置。

　　政府部门主导投资是一方面，大量的国企则是另一方面，国企的低效率在经济基本面不好的年份尤其明显。以2009年为例，私营企业各项指标都比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数据好：工业增加值增幅，私营企业是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私营企业增长20.1%，国企增长14%；从业人数，私企增加5.3%，国企增加0.8%；主营业务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降低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而国企业则下降4.5%。即使如此，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仍是被高估的。在过去的数年内，国企所支付的利息率平均要低157个基点，与私企相比要低225个基点，比港澳台资企业低4个基点，比其他外资企业低75个基点，而且这一差距并不随时间而减少。

　　中央要求转变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组合，其意义就在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获得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温家宝在湖南省调研时指出，要有紧有松，有保有压。关键是钱要用对地方。他并强调，有的地方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要加以控制，项目也要有保有压。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短期内不会改变，国企扩张的步伐也难以有效遏制；但退而求其次，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如何在"有保有压"之下选择合理的投资项目，将直接决定未来的区域性竞争格局。

　　在我们看来，政府部门并不具备合格的投资眼光，各地所谓的云计算产业园、多晶硅产业基地大部分都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最好的选择是，不能盈利的民生工程交给政府，所有能够获得回报的项目都让市场来完成，唯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解决投资效率问题。

　　最终分析结论：

　　在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时代，投资效率决定了资源流向，更决定了经济效率。在政府控制绝大多数资源的中国，今后在投资选择上更要精打细算，谨慎选择。

　　【作者：安邦咨询研究员李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