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菲尔德斯坦：欧洲正如何制造萧条

　　更明智的做法是关注周期性和结构性赤字的区别，允许因自动稳定器功能产生的赤字。欧洲央行可以作为区别的仲裁者；如果欧洲央行能够指出真实结构性赤字的规模并显示它们在下降，那么金融市场可以得到更好的信息和定心丸

　　马丁·菲尔德斯坦

　　美国剑桥——欧洲政治领导人大概就要在财政计划上达成一致了，该计划的实施可能将欧洲推向严重萧条。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欧洲国家采用欧元前后应对需求下降的反应中一窥端倪。

　　以法国为例。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会怎样应对出口需求骤减的局面？如果政府对此无动于衷，那么产量和就业将下降。为了防止这一幕，法兰西银行会降低利率。此外，收入的下降会自动减少税收流，增加多项转移支付项目。政府可能会从增加支出项目和降低税率来进一步补充这一“自动稳定器”，增加财政赤字。

　　此外，出口需求的下降会自动使法郎相对其他货币贬值，降低利率也会加速贬值。这样一种货币、财政和汇率的变化组合将次级生产和就业，防止失业率的大幅攀升。

　　但使用欧元后，三大反应渠道中有两大被堵死了。法郎不再能够相对其他欧元区货币贬值。法国的利率——以及所有欧元区国家的利率——都由欧洲央行决定，而欧洲央行的决定是基于整个货币联盟的需求情况做出的。因此，法国唯一可以使用的反周期政策只剩下了财政政策：降低税率、增加支出。

　　这样的应对措施会导致更高的财政赤字，但在现今欧元区国家无法使用货币政策稳定需求的情况下，财政自动稳定器就显得愈加重要了。欧元区国家没有货币工具可用，汇率调整之路也不可行，因此，自然就只能动用能够自由裁量的周期性减税和增支政策了。

　　不幸的是，不少欧元区国家只有在景气阶段才能增加财政赤字，疲软阶段无法这么做。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国债增长既受“周期性”预算赤字的影响，也受“结构性”预算赤字的影响。

　　过去十年来，欧元区汇率令人奇怪地没有对财政政策和债务水平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做出足够的反应，这助长了结构性预算赤字的增加。金融市场无法分辨欧元区国家之间的风险差别，因此主权债券的利率不再反应过度借贷状况。单一货币还意味着汇率也失去了显示财政状况差异的功能。

　　2010年，希腊坦承该国大幅低报了财政赤字，这一事件让市场警醒，一些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利率出现了飙升。

　　12月上旬的欧盟布鲁塞尔峰会意在防止未来债务的进一步累积。各成员国首脑原则上同意通过修改各国宪法来限制未来财政赤字，确保预算平衡。具体而言，他们同意将年度“结构性”预算赤字限定在GDP的0.5%以内，而如果一国财政总赤字超过GDP的3%，将遭受惩罚措施。3%的比例包括了结构性和周期性赤字，因此，周期性赤字也被限定在了GDP的3%以内。

　　1月下旬，欧盟政府首脑将举行又一次会议，计划在此次会议上产生成员国需要遵守的具体规定和规则，因此，谈判者正在就细节问题进行磋商。12月的赤字协定中有一个重要部分：成员国可以出现超过GDP的0.5%的周期性赤字，这将使抵消需求下降影响的重要工具。至于总赤字超过GDP的3%所遭致的惩罚措施是不是足够重，能迫使各国牺牲更大手笔的反周期财政赤字，目前还不得而知。

　　目前，最令人担心的情况是欧洲央行官方正式指责计划中的规则不够严厉。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关键成员艾斯缪森(Jorg Asmussen)在写给谈判者的信中说，应该只在“自然灾害和严重紧急情况”超过了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时，才允许各国打破0.5% GDP的赤字上限。

　　如果这条规定被采用，那么将扼杀自动周期性财政调整，而这又将很容易地导致需求的下跌循环和严重萧条。比如，如果世界其他地区情况不佳而导致法国出口品的需求下降，那么法国的产出和就业也将随之下降。这将导致税收收入减少、转移支付增加，很容易就会把财政赤字推到相当于GDP的0.5%的水平。

　　如果法国必须消除周期性赤字，那么它只能增税和减支。这将进一步拉低需求，导致岁入的进一步下降和转移支付的进一步上升——从而产生更大的财政赤字，然后需要进一步的财政紧缩。这一财政紧缩-经济活动疲软的下跌循环不知道要进行多久才能结束。

　　如果这一方案实行，将造成极高的失业率，并堵死复苏之路，简言之，就是发生萧条。在实践中，可能会有国家违反规则，正如当年法国和德国否定规则而没有受到惩罚导致旧《增长与稳定公约》被抛弃一样。

　　更明智的做法是关注周期性和结构性赤字的区别，允许因自动稳定器功能产生的赤字。欧洲央行可以作为区别的仲裁者。此外，还必须分清真实(经通胀调整)赤字和名义赤字，后者可能因为通胀抬头导致主权借贷成本上升而上升。

　　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赤字均超过了GDP的3%。但它们的赤字并非结构性的，如果欧洲央行能够指出真实结构性赤字的规模并显示它们在下降，那么金融市场可以得到更好的信息和定心丸。对投资者来说，这才是财政偿付能力的关键指标。

　　马丁·菲尔德斯坦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国民经济研究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