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弃婴安全岛争议伪命题与真问题

　　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延长婴儿存活期，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一座“婴儿安全岛”，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对此有人认为，弃婴是违法行为，设置专门接收弃婴的设施，鼓励了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该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也曾纠结，他说印象中的弃婴，大多躺在纸箱或编织袋里，有些被发现时已遭流浪猫狗啃食。最终他用一句话说服了自己和同事：“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2月29日《中国青年报》)

　　无论基于怎样的原因，遗弃亲生骨肉都是绝对的人伦悲剧，也是法律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然而，弃婴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发达国际也无法避免。只不过，在我们这里，弃婴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贫困，要么是孩子得了重病无钱医治，要么则是极度困难无法养活，很小一部分则是未婚先孕的结果。这些被父母遗弃的可怜婴儿，自从被丢弃的那一刻起，命运中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被发现时大多都因环境恶劣而引发疾病，其中一些被冻死、晒死，甚至被猫狗啃食……生命的尊严在此处被直接践踏回丛林的时代。

　　是的，福利院设置“婴儿安全岛”专门接受弃婴，看上去的确是一个伦理悖论：弃婴不是违法行为吗，设置专门处所接受弃婴，难道不是要减轻不负责父母丢弃骨肉的负罪感，从而坚定其遗弃骨肉的决心？这样的质疑当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我们至少得分清楚几个前提：一是，绝大数的父母都将子女视为珍宝，遗弃骨肉毕竟是极少数，善待弃婴不会引起弃婴大规模增加；二是，对于弃婴父母而言，那点负罪感根本一文不值，不能为了保留他们的那点负罪感而阻止善待弃婴；三是，善待弃婴并不等于不再追究遗弃罪行，福利院把弃婴照顾好，并不影响警方破案追责。

　　我们常说，生命永远是最为宝贵的，弃婴的生命自然同样如此。作为人类群体中最为悲催的部分，负责任的政府部门和救助机构没有理由不去善待他们。“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诚哉斯言，善哉斯言！善待弃婴是善待生命的第一道德要求，这与鼓励弃婴本身就不在一个话语维度上。事实证明，石家庄弃婴总数并没有增长，只是集中到一起了；弃婴存活率却得到很大提高，安全岛里的孩子很少再出现高烧、外伤和肺炎等症状。

　　设置安全岛善待弃婴与法律上禁止遗弃，两者并不矛盾。前者是在无法阻止弃婴现象出现的无奈下，举起尊重生命的道德底线；后者则要着力于如何减少弃婴现象的出现，进行保护生命的制度反思——为什么那么多父母会狠心将自己的孩子遗弃？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父母无力承担病患婴儿昂贵医疗费用，只能期待福利院给他争取到免费的治疗机会。试想，如果我们能有一套相对健全的病重儿童救助机制，很多孩子是否能够免于被遗弃的命运？非要将孩子送到福利院才能争取到免费治疗机会，父母们却不能直接申请到类似兜底福利，这是否也可说成制度在“倒逼”弃婴？

　　因此，争论“善待弃婴等于鼓励弃婴”，担心设置弃婴安全岛会鼓励更多弃婴，只是残忍的伪命题；真问题应该是：善待弃婴不能只局限于设置安全岛，而是应该在法律罚则之外，推出更多温情举措，让遗弃骨肉的“万不得已”标准一降再降——如果爱与责任我们无法代替无良父母们付出，那么贫困与疾病我们至少应该尝试进行有效兜底。(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