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康宁：限制银行暴利不如变革体制

　　20年前，从事服装买卖的是暴利行业，10年前，房地产成为暴利行业，现在，银行又取代房地产成了最为暴利的行业，都是落后的体制所致。如果体制不改，今后还会有其他的行业成为新的暴利行业

　　徐康宁

　　作者现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博士，东南大学特聘教授

　　近一段时间以来，银行暴利成了媒体新闻的大标题。

　　中国的银行确实利润相当丰厚。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根据已上市的银行部分的公开财务报表，2011年银行的平均净利率在40%以上，人均创利50万元，是工业企业的12倍。如果人均创利50万元属实的话，依我之见，是工业企业的20倍不止！有谁见过这样的企业：给任何一个员工发工资10万元，他给老板带来的利润却是工资的几倍？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企业。

　　如同中国的开发商一样，现在的银行成了舆论谴责的焦点，几乎成了“不义之商”的代名词。可是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银行也是经营性企业，也有市场风险，为什么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利润？又是谁让银行连续多年获暴利？

　　落后的体制是造成银行暴利的根源。

　　首先，银行虽然相互之间有竞争，为争抢存款和优质客户也在打得头破血流，但仍能分享“垄断”这个美味蛋糕。在中国，银行业还存在着最严格的准入门槛，只有借助很高级别的行政平台才能进入这个领域。例如，一般情况下一个省也只能办一两家银行(特区或副省级城市除外)。不知道有多少“富可敌省”的民营企业想办银行，但就是拿不到license(经营执照)。由于中国经济处在高成长期，对资金极其渴求，谁掌握了资金，就等于养了一棵摇钱树。

　　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上还是资金推动型的，即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新建众多项目来保持增长的高速度，源源不断的资金输入成了经济增长的密钥，银行家则是掌握这个密钥的守门人，谁都需要通过银行家获得密钥从而进入增长之门。多少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贷款规模和资金投放有着明显正相关的关系，银根充足，经济就像输够了血一样脉动有劲；银根紧缩，经济增长步伐立马放缓。

　　第三，政府给了银行参与市场经济的优惠条件，可以让银行比较轻松地赚钱。银行的执照是政府批的，银行又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乃至荣辱共担的关系(许多银行的行长原来就是政府官员)，所以银行总是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比其他企业优越的参与市场的条件。从当初在外汇储备中拿出400亿美元给国有银行注资(等于让全体国人为银行背债)，到延续很多年的高位借贷利息差，即银行的贷款利率大大高于存款利率，足以使银行能坐收高额利润。

　　第四个方面的原因不大为人注意，但却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地方政府往往是银行的最大客户，同时也为银行贡献大量的利润。由于有土地收入和地方税收作保障，地方政府可以承受较高的贷款利率，而且，政府的项目往往是不做则已一做就是惊天动地，手笔之大堪称天下之最，数十亿甚至上百亿投资的项目并不罕见。这些项目不仅在资金上有赖于银行贷款，而且也给银行带来极高的规模经济效应。工业企业要做几十亿的产值可能要数千人忙一年，而银行的一个项目经理带几个人就可以运作好几十亿元的政府项目，所以，银行能有人均50万元的利润也就不奇怪了。

　　第五，银行嫌贫爱富，对政府项目和大企业情有独钟，不愿救急小企业，并善于把握“商机”谋利。当资金紧张，别人日子不好过的时候，银行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好。因为资金紧张了，银行可以借势上浮利率，待价而沽。社会对此最不能接受，但这个因素可能是最小的原因，因为资金紧张尤其是小企业资金紧张也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况且，银行也是企业，是企业自然要追求最大利润。

　　从上述几方面的分析来看，中国的银行之所以有高额利润，不见得是银行比其他的企业更善于经营，也不是银行这个行业是如何地高技术化，甚至也不在于银行的唯利是图和嫌贫爱富，而完全是我们自身市场经济的缺陷，根源在于落后的体制。无论是行业垄断，还是特殊的增长模式以及地方政府的项目运作，说到底还是体制造成的。与其怪罪于银行家，不如检讨我们市场经济的不规范，检讨糟糕的体制。银行家当然也应该增加社会责任感，但这不是制度性的改善。

　　20年前，从事服装买卖的是暴利行业，10年前，房地产成为暴利行业，现在，银行又取代房地产成了最为暴利的行业，都是落后的体制所致。如果体制不改，今后还会有其他的行业成为新的暴利行业。限暴利不如变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