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银行业靠政府政策获得暴利是一种反讽

　　中国银行业将一个对经营管理水平要求极高、对创新盈利模式需求极大的行业做成一个“靠天吃饭”(靠政府政策盈利)的行业并大赚特赚，这是不是一种反讽呢

　　刘俏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曾先后任职麦肯锡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并获香港大学终身教职

　　2011年经营数据出炉，中国银行业总体利润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远超传统的利润大户“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加上过去三年银行业的利润一直呈现快速上升势头；再加上某银行业高管在某正式场合感叹“银行利润已经高得令他们不好意思”……这一切足以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哗然声。一时间，指责声和自辩声不绝于耳。

　　银行利润高吗？我初步估算了一下，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已突破百万亿。按资产回报率(ROA)衡量，中国银行业的资产回报率仅仅高过1%，这相当于全球银行业在2008年危机前的中等偏下水平；用净资产回报率(ROE)来衡量，也仅仅在15%左右，同样这是国际银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远远低于2008年危机前国际一流银行动辄20%到30%的净资产回报率。

　　那为什么一个仅仅属于平均水平的盈利会引起外界如此大的反响呢？15%的净资产收益率(ROE)相对像通用电气(GE)、IBM和沃尔玛这样的企业来说，只是一个非常平庸年份的盈利水平，为什么人们不指责GE、IBM和沃尔玛在赚取暴利呢？人们真正介怀的并不是银行业的盈利数字，而是这些盈利数字背后存在的中国金融中介体系极不给力这一事实。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理应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中介服务，从而促使实体经济更好地成长。可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中介服务的状况不尽如人意，始终存在金融中介服务效率低、覆盖面窄和结构不合理三大痼疾。效率低反映在实体经济中对经济和就业贡献最大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长期得不到金融体系的强力支持，而一些产能过剩严重、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却从银行体系中以扭曲的低廉价格源源不断地得到资金；覆盖面窄反映为中国经济生活中只有小比例的企业和个人、家庭能够享受到金融中介服务这一事实。试想，全国近四千万家企业(大、中、小、微、个体企业)，有多少在银行有账户，又有多少能够得到银行的贷款支持呢？结构不合理反映为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以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所占比重偏低且对实体经济贡献有限。在过去十年，虽然中国的金融体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其发展的程度还远远满足不了更为高速成长的实体经济的需求。在这样一种“买方”不满意、“卖方”赚大钱兼吆喝的背景下，人们对金融服务的卖方所赚取的高额利润留有微词是很自然的。

　　人们对银行业利润指责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银行业的盈利模式(Business Model)。商业银行的利润有两大加项和一大减项。利差收入(即利息收入减去利息支出)和非利息收入(中间收费服务)是两大加项；而坏账拨备则是一大减项。资产质量差、坏账多的话，则坏账拨备多，对银行利润的负面影响也大。总体而言，中国银行业80%的利润来源于存贷利差，大约20%来源于中间费用的贡献。这样的比例，与国际领先银行各占50%的收入结构相较并不合理。我国的银行业近年来强调改变盈利模式，提高中间业务所占的比重，这一改革方向本身并不错，但提高中间服务所占的收入贡献，靠的是向消费者提供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而不是大面积地将以前的免费服务改为收费服务。在金融中介服务质量不高的情况下，仅此环节便足以让人诟病。

　　再说存贷利差收入，它取决于存贷利率差乘以贷款规模。在我们国家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情况下，政府严格管制资金价格(例如，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银行虽有一定的定价浮动空间，但总体而言，幅度不大。这意味着利率管制本身为中国银行业带来一个不菲的存贷款利率差(高达3%)，这样高的利差结合过去三年每年七万亿到十万亿的贷款规模增量，几乎是毫无难度地为银行业带来高额的利差收入。银行经营者们将银行业过去几年高速增长的利差收入归结为中国经济货币化提速，尤其是过去几年政府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采取的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表面上看逻辑很合理，但换一个角度看，中国银行业将一个对经营管理水平要求极高、对创新盈利模式需求极大的行业做成一个“靠天吃饭”(靠政府政策盈利)的行业并大赚特赚，这是不是一种反讽呢？

　　真正要消除人们对银行暴利的质疑其实不难。关键在于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进程。其一，让市场决定存、贷利率，市场化的存贷利差，无论其规模，反映的是资金的市场供需关系，是更为真实可靠的价格信号，能更有效地合理配置资源；其二，消除金融行业的进入障碍，让民营资本能够合理地进入金融行业，有了竞争，就有了创新盈利模式能够脱颖而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