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温州金改不能搞制度套利

　　“温州金改是要搞制度创新，而不是制度套利，这是温州金改的重中之重。”

　　◎文/本刊记者 吴晓青

　　温州金融区改革试点消息一公布，一石激起千层浪。

　　近日，《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弗里曼讲席教授李稻葵，他的观点很鲜明，“温州一定要跳出传统银行的概念，要搞制度创新，而不是制度套利。”

　　“温州不一定是试点利率市场化最佳点”

　　对于温州金融区改革试点的设立，李稻葵认为这具有重大的全局意义。但对于其中利率市场化试点的争议，他持有不同的观点。

　　李稻葵告诉记者，温州这地方资金非常活跃，如果在温州实行一定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话，那么在温州的一些国有银行、乃至全国的国有银行基本上都要实行利率市场化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州不一定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最好的试点对象。“也就是说，如果温州某一家银行搞利率市场化的话，就可以从全国各地吸纳资金了。”

　　“温州的金改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但这个试点弄不好就变成制度套利，别人那里不能办银行，我能办银行；别人那里的利率不能动，我可以动，就占便宜了，这就是制度套利。温州金改是要搞制度创新，而不是制度套利，这是温州金改的重中之重。”

　　李稻葵一再表示，温州应该超越传统银行层面，虽然说银行是香饽饽，人人都愿意办银行。但从本质上来说，银行这个机制和组织方式，事实上是需要突破的，要办出一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同时需要允许个人资金出境，这两者是温州金改的重中之重，而不是简单的利率市场化。

　　其实，温州金改就是为了防范风险，它把金融运作中的能量通过制度的方式释放出来，同时把风险阳光化和部分市场化，让风险承担的各方能够对风险有一个正确认识，这就是温州金改的作用。

　　“银行和房地产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直接罪犯”

　　李稻葵坦言，银行的暴利现象对中国经济而言是重大的冲击，它冲击了实体经济的利润，必须要从根子上来解决，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手段。比如，缩小银行的运行规模，搞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把部分资产推向市场，让银行继续发放贷款，能有更好的供给能力。一旦银行供给能力提高，其市场竞争增加、利率就会下降，利润差额就会下降。

　　这样，一方面解决银行的资金不足，同时也给资本市场一个定心丸，资本市场不用担心银行去融资了，同时可通过增加银行贷款的方式、降低银行的贷款利率，就能从根子上解决银行暴利问题。

　　“另外，我认为要放开银行执照的控制，同时加强监管，这是根本。温州金改的希望所在，要突破银行制度的约束，不要把眼光仅停留在银行。”李稻葵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说，银行其实是不靠谱的制度，银行的资本结构是非常奇特和畸形的，它是借短期的债务贷长期的款，这样的资本结构存在天然的不稳定，所以应该突破这个制度的限制。

　　李稻葵举例说，美国人搞有限目标银行，就把部分银行变成了基金机构，全部资金都放在那里，如果有人要贷款的话，可根据企业不同的经营情况给予不同的利率，这个利率是浮动的。所以，温州金改也要跳出银行这个框框，传统的银行并不是最主要的金融形式。

　　“我对于温州金改抱有很大的希望，但希望他们不要在银行这几个字上打转，一定要跳出传统银行的局限。”李稻葵直言不讳地说，其实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与银行有关，亚洲的、拉丁美洲的、美国的，谁都跳不出银行这个圈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直接“犯罪分子”，另一个就是房地产，两者合伙犯罪。

　　“任何预测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次数的说法都不靠谱”

　　近期，央行重提要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增长，这是时隔一年之后的再提，这是否意味着信贷投放政策将会放松？对此，李稻葵认为，存在不可确定的因素，很难预测。

　　“最近一两个月形势变化很快，既有一些促进经济增长加快的迹象，也有一些经济放慢和下滑的迹象，都不能确定。”对此，李稻葵给记者分析说，但总体来说，增长速度还是有一定底部支撑的，可能需要政府做适当的政策调整，尤其是针对实体经济，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的微调政策，才能稳住企业的阵脚，不至于被来自国外不利经济浪潮所击倒，继续发挥作用。

　　当然，政策微调的措施包括很多方面，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只是一个方面，与其相关的是外汇占款的情况，现在继续了去年增长有所放缓的趋势，甚至绝对量出现下降，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是，整个市场资金量的多寡。与往年一样，去年11月到12月，国家财政资金相对出现了一定的宽松，各级财政突然增加拨款量，虽然解放了资金的一定流动性，实际上这是对货币政策的冲击。

　　正因为是财政政策的因素，就不可能长期持续，进入2、3月之后仅依靠财政因素保持货币宽松的作用就没有了，在这个情况下，需要适时调整和运用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了。当然，大前提是需要对形势有准确的判断。

　　“我认为，任何预测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多少次的这种说法都是不靠谱的，因为现在的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欧债危机的变化也很多，中国自身的发展动向都很难预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预测下降存款准备金率的次数呢？至少我没有这个自信心。”李稻葵说，现在要走一步看一步，中国要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证增长速度在一定水平之上的大原则下，确保稳字当头。

　　未来3-5年中国不用担心资金外流的压力

　　实际上，中国已经感受到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了，尤其是在过去这几年，感受颇深。

　　李稻葵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美国货币政策宽松了，这就相当于中国的央行多了一只手在发钞票，大量美元涌入中国，逼着中国不得不发基础货币，逼着人民币升值，逼着中国产生通胀的压力。而在亚洲中，印度面临的风险比中国还要大，去年印度的贸易赤字占到GDP的8%左右，外汇储备才区区3000亿美元，财政长期赤字。

　　而与印度相比，好在中国财政的账面上没有赤字，经常账户是顺差，外贸是顺差，外汇储备还是比较多，这意味着中国在3-5年内，不用太担心传统的资金外流的压力，这是个底线。当然，中国还需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关系密切，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需要不断调和。

　　“民主制度是天然反对市场经济的。举一个例子，我在印度开会就会经常遇到停电，因为电力跟不上，印度的发电厂往往是亏本的。印度的政治家竞选时对农民承诺，他们一旦上台之后就会打击高电价，削减电厂的投资，正因如此也就没有人愿意投资电厂，所以电厂自然会亏损了。很显然，民主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李稻葵呼吁，政府和精英阶层都应该想办法解决这种民主政治反对市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