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我国居民消费因诸多制度障碍增长受阻

　　如果我们不认真梳理并逐步清除这些制度障碍，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总会流于形式。

　　赵红军

　　过去这些年，国内消费不足常被人们提起。消费被公认是与出口、投资相并列的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可只要出口、投资这两驾马车仍能顺畅运行，就很少有人愿意强调这第三驾马车的重要作用。当绝大多数政策与制度形成一种“出口、投资就是行”的惯性，要想提起“内需重要”这个问题，就必然面临诸多制度障碍与观念樊篱。

　　首先，从当前出口、外贸和消费三者的关系看，过去三十多年所形成的一系列差别化的招商引资、财税、融资、产业政策等已运转得非常有效。可以想象，在此基础上，绝大多数企业老总重视出口不重视内销、政府重视外资与国有企业而不重视民营企业的局面，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而国内的消费要想在短期内启动并对经济增长发挥较大作用，恐怕尚需时日。

　　从招商引资的角度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由于财大气粗，对地方经济的GDP和就业贡献大，所以往往受到全国各地省市政府的青睐，地方政府拿出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其投资，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没有这些优势，却面临着用地、经营、税收等方面无优惠的待遇。从企业融资角度看，外资企业有外国资本作为融资担保，国有企业有国有银行作为融资后盾，可民营企业多年来一直面临的融资难问题，目前还未完全解决。而现有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鼓励企业出口产品到国际市场，而不是同等重要地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其结果是，国内消费很难真正扮演与出口、投资同等重要的作用，所谓扩大内需也就面临着很多挑战。

　　其次，当前国内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近年来，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7%～49%之间，远低于发达国家70%～90%的比重，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平均55%～75%的消费水平。我们更关注的是，哪些具体的制度因素在制约着我国的消费增长格局？

　　(1)从农民这一消费主体的角度看，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解决，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的人口流动政策、城市化政策，只是部分解决了一部分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问题，也远未解决这部分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问题。经济发展进程中常见的由人口向城市的自由迁移所带来的城市化率攀升以及消费能力的巨大提高，在中国也只是得到了有限释放。

　　(2)从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看，当初国家给予城市人口社会保障的同时，却忽略了农村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后来建设了另一套专门的新农村合作医疗社会保障体制。可这却固化了本已存在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为将来建设城乡统筹、相互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带来了很多麻烦。对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来说，这种跨地区报销、看病网络很难顺畅贯通的新农合，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即使收入不断提高，农民也不敢轻易消费。

　　(3)从农民养老看，年轻子女纷纷考学进城或进城务工。他们难以逃脱为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但远水不解近渴的忧虑仍是很多父母心头的痛。加之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机构发展相对落后，仅有的养老服务价格较高，恐怕也是影响农民以及子女消费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4)从城市居民这一消费主体的角度看，日益高涨的出行、教育、看病、养老等支出，也日益成为制约城市人口消费的重要因素。拿教育制度来说，现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教育资源都按照户籍人口进行配置，户籍人口大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区，优质教育资源就基本上配置在市中心。可是，近年来郊区得到了很快发展，外来人口大量导入，不少户籍人口也人户分离，而教育资源配置却大大落后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速度，难以较好满足城市居民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于是，择校费、走读费，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角逐，抬高了每一个家庭教育支出的长远预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5)从城市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看，现在的基本医疗社保体系，只覆盖一些小病或不太大的病，而并不包含各种大病重病的医疗保障。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一旦居民患了大病重病，很可能就威胁到整个家庭的生活。尽管在一些地方，部分家庭可以通过补充保险或集资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也恰好说明它仍是阻碍城市居民家庭消费的最大因素之一。

　　(6)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制度来看，目前，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大多已采取市场化的改革。按理，每个市民都是纳税人，应免费或低价享受各种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可是，在这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被市场化——特别是垄断供给之后，市民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虽然大家会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价格听证会，但各地水价、电价、煤气价等，总会在合理调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或资源价格的名义下上涨。很显然，在成本支出追跑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市民哪里还敢贸然扩大自己的消费？

　　(7)如果仅从消费领域看，也存在着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由于目前我国大陆进口关税和消费税制度与境外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国大陆一部分奢侈品消费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相反，很多人却在境外实现相应消费。据估计，中国人每年在境外完成的奢侈品消费金额数倍于境内市场销售。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恐怕与进口关税过高、消费税过高存在很大关系。据了解，目前，高档奢侈品要进入我国大陆市场，一般要交纳6%~18%的进口关税、17%的增值税以及30%的消费税，这样的话，一件奢侈品进口到大陆市场的成本加成就要达到约80%于CIF(编者注：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的水平。其就必然导致同样奢侈品的价格约高于法国72%，比美国高51%，比中国香港高45%的基本事实。

　　以上所列的阻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制度障碍可能还很不完全，笔者的分析也可能不完全准确，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我们不认真梳理并逐步清除阻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制度障碍，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总会流于形式。

　　可喜的是，5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提到了稳增长的诸多改革举措，如落实企业减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扩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落实重大项目、鼓励民间投资、稳定出口、落实惠农富农政策、严格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等。从这些政策涉及的内容可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显然是重点。可想见，与此相关的制度措施也将逐步出台，对此，笔者期待它们能够早日得到落实。(作者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