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西洋的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

　　跨大西洋的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

　　其实凯恩斯学派和哈耶克学派的主张各有优势和很强的政策借鉴意义，但是最终政策倾斜点会向哪一派靠近，要取决于现实的政治博弈、民意和市场风向标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蒋旭峰  (发自华盛顿)

　　若说奥朗德击败萨科齐入主法国爱丽舍宫见证了紧缩财政政策和刺激政策之争的风向标转向，那么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则是这一争辩的加速器。

　　在八国集团领导人的全家福合影上，分站在东道主美国总统奥巴马两旁的是奥朗德和德国“铁娘子”默克尔，《戴维营宣言》开篇的第一句就是奥巴马和奥朗德的“双奥”式主张——“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是八国集团面临的迫切任务”。

　　其实，在这场跨大西洋的大讨论背后，有两个未见其人、但闻其声的经济学泰斗——凯恩斯和哈耶克。而源于他们二人的学派之争，也是透析当今世界经济走向的反光镜。

　　花钱的愉悦

　　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痛以及英国失业大军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主张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约翰逊等美国民主党总统执政时期得以广泛应用。

　　1931年凯恩斯在英国的一档广播节目中向听众阐述多花钱的功劳：“你每节省5个先令，就使得一个人失业了一天。你不买东西，货架就无法清空，就无法上新货，就有人会失业。相反，你买东西的同时，就在增加就业。爱国的家庭主妇们，明天一大早就上街买东西吧！在购物的同时，你们还可以享受到为国家增加就业和增加财富的愉悦！”

　　在欧元区近一半的经济体陷入衰退，英国、丹麦和捷克也陷入衰退的背景下，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的说法，当前欧元区一味坚持紧缩政策是“经济自杀”行为，加大政府开支是欧元区摆脱衰退的惟一道路，但目前默克尔式的紧缩政策还在像“僵尸”一般游走在欧罗巴大陆。

　　在希腊等国年轻人失业率高达50%的严峻局势下，按照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的主张，欧洲应当广泛开展以工代赈、增加政府投资项目。凯恩斯就曾宣称过：“为何不把伦敦城的南部推倒重建？这肯定能够创造新就业岗位。难道让闲着无事做的人领失业救济比有活干更好吗？”

　　开支的奴役

　　出生于奥地利的弗雷德里克·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经济学家。涉猎范围包括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众多领域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背后有一种自发调节平衡的机能。他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将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认为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是推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当前美国分贝最大的哈耶克之声来自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得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罗恩·保罗。与哈耶克一样反对国家对货币发行过度干预的保罗的代表作是《终结美联储》，为其在美国赢得众多疯狂的年轻粉丝，而此书的献辞就是“献给弗雷德里克·哈耶克”。

　　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期是哈耶克学说作为大西洋两岸执政主流思想的黄金时期。近年来在关于危机和增长议题的讨论中，哈耶克的影响力也一直存在。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就强调财政紧缩对强化市场信心的重要性：“提振信心的政策举措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非妨碍经济增长的”，这也是美国当前共和党财政保守派的主张。

　　《华尔街日报》等自由市场学派媒体重镇多次撰文强调，世界经济摆脱70年代滞胀局面就是依靠鼓励私人投资、冒险、资本形成的改革措施，从而提高了劳动大军的流动性和经济的灵活性，减少了价格管制并降低了税率。作为欧洲经济样板的德国之所以能够闯过本世纪初的经济困境，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靠施罗德总理在2003年推出的削减福利、增加就业市场灵活度和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

　　如今，美国共和党领袖、众议长博纳等人的政策观点与当年的施罗德较为相似。博纳5月15日再次批评白宫的经济政策并开出哈耶克式药方，要想加速美国经济增长，就必须要减少税负、减少政府监管和减少政府开支。

　　从德国政治家看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立场上，更能清楚地看到哈耶克的身影。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2010年就曾讥讽美国、英国等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这位轮椅上的大人物说：“这些国家已经给经济注入了数不清的钱了，结果却是惨淡的。”默克尔在八国集团峰会召开前重申，依靠扩大财政支出并新增债务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只会让欧元区陷入新一轮更深的债务危机。

　　该学派的专家认为，增长无疑是让欧洲摆脱危机的惟一途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增长应当来自何方？他们强调，经济增长应当是通过降低税率、劳动力市场改革、放松监管等举措带来的私营部门增长。

　　哈耶克的支持者认为，在金融危机之后，很多欧洲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增加了超过20个百分点，目前欧洲很多国家不具备进一步以大幅增加开支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财政和市场条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等专家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德国人是在利用市场压力和欧债危机将德式财政纪律输送到欧洲大陆的南端。

　　向左走，向右走

　　为了应对市场压力，欧元区国家大多采取了财政“砍”字当头的措施，为的是赢得投资者的信心，并为推动经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但是在经济衰退期推动结构性改革谈何容易，来自政府的有效需求减少使得多个重要经济体进入“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预测，今年整个欧元区都将陷入经济衰退。

　　不景气的经济使得欧洲的就业形势恶化且民怨增加。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3月份欧元区国家失业率达到10.9%，创欧元区成立以来新高；与此同时，以紧缩为核心的应对危机措施并未使得欧元区高债务国的债务水平降低，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欧元区17国的政府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0年的85.3%上升至87.2%，其中希腊的负债率高达165.3%。

　　凯恩斯学派也未放弃大危机创造的绝佳争辩时机，他们认为在西班牙等欧元区边缘国家，紧缩政策带来了可以比肩大萧条期间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提振信心的童话无法兑现。”克鲁格曼如是评价。

　　法国左翼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5月6日击败萨科齐，意味着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政治经济风向标在“向左转”。奥朗德赢得大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利用民众对紧缩政策的厌倦，反对欧洲贯彻德式紧缩财政政策，希望通过修改“财政契约”和采取适当举措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法国大选结果公布之后，市场再次展现出了“精神分裂症”，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股市旋即低开，因为投资者担心欧洲经济“向左走”会使得市场关注的财政纪律再度松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近期在瑞士苏黎世讲话时指出，关于紧缩和增长之争是当前眼下最时兴的热议话题，但是对于这两者非左即右的探讨是一个“伪命题”，关键是要找到两者的合适平衡点，来促进强劲经济增长。

　　八国集团宣言关于增长和紧缩的表述明显是“两张皮”，体现了美、德、法等大国之间的政策分歧没有消除。“八国集团欢迎欧洲关于如何在提振经济增长的同时推进结构性财政整顿的讨论⋯⋯各国应采取的正确经济政策不会完全相同。”

　　现实政治博弈

　　尽管奥巴马在飞往故乡芝加哥参加北约峰会之前，兴高采烈地宣布八国集团峰会取得了重要共识，但自从去年共和党人赢得了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主导权之后，美国的财政政策在今年底的大选前都会延续中间偏右色彩，奥巴马自己提出的多个就业促进议案都未能通过国会。面临大选压力的他深悉，其实凯恩斯学派和哈耶克学派的主张各有优势和很强的政策借鉴意义，但是最终政策倾斜点会向哪一派靠近，要取决于现实的政治博弈、民意和市场风向标。

　　在30年代这两位相识的经济学家的争锋中，凯恩斯显然占据上风。凯恩斯的传记作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指出：“在上世纪30年代的论战中，哈耶克被凯恩斯击败，原因并非是凯恩斯‘证明’了自己观点正确，关键在于当世界经济崩溃之际，没人会对造成崩溃的原因这一问题感兴趣。”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欧洲政党政治出现“向中间靠拢”的趋势。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欧洲政党政治虽大体延续了这一趋势，但是近期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法国等国都出现了政治“左转”迹象，右翼执政联盟在德国北方两州的地方选举中“失血”。在此大背景下，即便是德国财长朔伊布勒等人的口吻都有松动迹象。

　　不可否认，在相当大程度上，欧元区的走向和欧债危机的解决之道取决于德国政治家的意愿，而这一意愿又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这一情形同样适用于头戴财政“紧箍咒”的奥巴马政府。近期，朔伊布勒在与西班牙财长金多斯会晤后表示，应当采取刺激增长的举措，但他强调政策空间“有限”。

　　当年投资人士通过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公文包的厚度来判断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大小，如今通过默克尔的一颦一笑来判断欧元区的未来并不夸张。在风景秀美的戴维营，奥巴马迎接默克尔时问候说：“别来无恙？”默克尔一言不发。奥巴马无趣地说道：“你应该有心事吧？”默克尔依旧一言不发。的确，希腊这个欧元区成员国是去是留以及如何应对后续政治、经济风险，让默克尔等欧洲领导人心烦。

　　这么多年来，两大经济学派的思想碰撞互有攻守。哈耶克就说过，当他提出严肃的观点时，尽管凯恩斯并不一定赞同，但是也严肃地对待哈耶克的观点并尊敬他。这一20世纪的大论战已经延续到了21世纪。欧盟领导人5月23日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以及希腊6月17日举行的新一轮议会选举都是观察两大经济学派碰撞的绝佳契机。

　　不过，两个经济学派的边界似乎并没有那般泾渭分明。自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凯恩斯主义被认为已经多次寿终正寝了，但是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则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又都不算是凯恩斯主义者。”危机既有可能让两大学派的边界变得更清晰，也有可能变得更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