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制院所的行业共性技术研究不能丢

　　——对话上海电缆研究所所长魏东

　　上海电缆研究所主要是考虑探索“一所两制、双业并举”的新模式，也就是所本部实施现代科研院所制度，下属产业公司实施现代企业制度，使科技服务业与产品制造业并行发展

　　文‖上海国资记者 孙玉敏

　　上海市政府相关文件明确提出，“企业性质的应用类科研院所应着重提升共性技术研究和服务的水平，围绕产业创新发展，发挥标准制定、技术检测等专业技术服务优势，促进产学研联盟、融合，打造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和研发服务企业”。上海电缆所是第一个被正式批准实行“新型科研院所试点建设”的转制科研机构。该所所长魏东日前就这方面的问题接受了《上海国资》的专访。

　　行业共性技术研究近年有所缺失

　　《上海国资》：有人观察过一个现象，自1999年转制后，科研院所获得的国家重大科技奖项明显减少。从电缆所建所以来获得的奖项情况来看，似乎也有类似现象。

　　魏东：与其要说科研院所获得重大科技奖项减少，倒不如说其关键是这些年来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的缺失。这个研究工作以前是由国家有关研究机构及科研院所为骨干来完成的，现已成为转制以后面临的新课题。

　　1999年，国家进行科技体制改革，242家国家部属研究院所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以下简称为转制院所)，国家希望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总体想法是好的，但也忽视了另一方面，在《国家科技进步法》中谈到的“国家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研究的持续发展”的后二项研究，实际上在我们的行业中未能受到足够的关注，甚至于逐步缺失。

　　据2010年12月科技部颁布的《中央级科研机构改革与发展情况调查分析报告(技术开发类)》所述，1999-2000年国家对376家开发类科研院所实施了改革，有59家进入大学或转为中介，317家“转为企业”或“进入企业”，其中45家已无实体存在。而实际上，真正“转为独立企业”的开发类科研院所还不到20%。

　　可见，改制十多年后，随着转制院所逐步消亡，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的确受到很大影响。一是国家对基础研究投入加大，对应用研究的投入相应减少；二是理应向应用研究倾斜的高等院校、企业虽然对其有所关注，但远远没有到位。

　　《上海国资》：您所说的应用研究与行业共性技术有何关系？

　　魏东：产品技术创新研究一般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三个层次。所谓应用研究，大致相当于西药研究的动物实验与临床实验阶段，包括科研(课题)研究及成果转化(含中试)研究。高等院校、企业十多年来所关注的应用研究大多侧重于科研(课题)研究(也称仿制阶段)，除一些短平快创新(科研课题研究)项目，绝大多数产品研究仅仅经过科研(课题)研究后，就跳过成果转化研究阶段，直接进入了企业，进行产品开发阶段。

　　然而，恰恰就在被跳过去的成果转化研究阶段，却是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的核心阶段，也是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之所在。科研(课题)研究是“知其然”，成果转化(含中试)研究才是“知其所以然”。许多行业共性、前沿、关键技术研究，经过成果转化(包括中试)阶段，其所形成的论文、专利、标准等才更具有水准。

　　在一些工业领域如电缆行业，本来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些差距正在缩小，但就因为一些共性技术研究的缺失，现在反而变得更大了。

　　共性技术研究缺失很难弥补

　　《上海国资》：您能具体说说，哪些差距变大了吗？

　　魏东：关于国内外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方面的差距，可由一组数据窥其一斑。前年我从科技部一个研讨会上获知，当时科研(课题)研究与成果转化(含中试)研究的经费、时间投入之比，国外为1:10，而我们则为1:0.5，相差整整20倍。而更为重要的是，成果转化阶段共性技术研究的缺失是不可逆的。钱没了可以再去挣，成果转化研究功能丧失了却很难弥补。

　　比如，城市主供电用的高压电力电缆，所用的绝缘材料，其原材料是一种高分子材料。我国到现在也还没做出来，全部依赖进口。其高压电力电缆生产的整套生产线(国内目前有超过100条)也全是进口。

　　如果中国不掌握城市主供电电缆这类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一旦发生国际重大事件，这类高端领域肯定受制于人。这些工作谁来做？哪些企业愿意花这个资金来开发这类难度很大的技术？单靠企业难度是很大的。

　　《上海国资》：这也不见得吧？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更接近市场。现在好多企业的研发投入，都是比以前有所增加的。

　　魏东：话是不错。但企业有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关注更多的是产品创新和短平快技术升级，以发挥其把产业做强做大的优势；在科技创新中，也特别关注那些与自身产业发展战略相匹配的项目，其研发投入的确比以前是增加的。但行业共性技术这一块，因为涉及到以前的技术积累，涉及到较长的时间周期和大量的科研设备和资金投入，以及可能出不了成果的风险，以盈利为目的市场化运作企业，这方面投入相对较少，也是可以理解的。

　　《上海国资》：但国外科技创新主体大都是企业。比如，IBM、三星等都有研究院，并且科研成果显著。

　　魏东：国外行业产业化集中度高、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是如此。国内也有这样一些企业。但行业产业化集中度分散的行业就很少有这样的大型企业，比如电缆行业，有超过七千余家企业。这就需要国家与企业共同投入。即使是行业产业化集中度高的大型企业，涉及行业共性技术的研究创新也是要靠国家部分投入的。并且，国外的这些企业，大都历史较长，共性技术研究积累时间较长。而我国50多年前，还几乎没有完全市场化的企业，也大都没有进行行业共性技术研究，这部分研究工作，当时是由科研院所承担的。

　　这些科研院所，大多具有50多年历史，并一直承担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即应用研究。其长期积累的特有优势，就是有开发能力、系统集成能力、技术市场方向把握能力和行业服务能力，尤其是成果转化研究能力优于其他科研主体。比如，上缆所承担的电缆行业的国家标准制订工作，就是基于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的，是对几十年成果转化研究成果的提炼结晶和创新。

　　但自转制成为企业后，其直接面对市场，功能定位发生转变，乃至出现困惑。特别是上海的转制院所，基本转制为国有企业，既不是事业单位，也不是公司。既没有事业单位常年稳定的收入和项目，也没有民营企业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完全自主经营的权力；既缺失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机构，也更没有外资企业战略品牌运作的经验。无奈而过多地注重眼前的、局部的经济效益，而缺乏中长期战略规划。这就制约了其优势发挥。

　　所以，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转制科研院所应定位于应用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填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真空地带，关注集成创新(包括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行业服务体系中，应定位于应用研究的后端与产品开发的前端之间(即大部分在成果转化阶段)，避免与自身产业相冲突，解决行业产业技术瓶颈。特别要关注产品的长期稳定及可靠性研究，开展全寿命周期成本研究工作。这也是企业和行业可持续的重要保证。

　　借鉴国外共性技术研究政策

　　《上海国资》：那么，国外的共性技术研究是怎么样做的呢？

　　魏东：在美国除了减免联邦所得税，政府扶持共性技术研究的另一种主要形式是采取政府公开招标的形式，交由企业或非营利组织承担。在日本，对很多的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是给予全额资助的。德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也是给予行业共性技术研究至少1/3的资助。

　　《上海国资》：这方面，好像上海也在做工作。

　　魏东：是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转制科研机构的战略定位：“企业性质的应用类科研院所应着重提升共性技术研究和服务的水平，围绕产业创新发展，发挥标准制定、技术检测等专业技术服务优势，促进产学研联盟、融合，打造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和研发服务企业”。

　　在《关于进一步加快转制科研院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沪府办发2009(33)号]中，更要求进一步加强公益性的公共研发与服务，并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对建设新型科研机构的转制院所加以资金扶持与资助。

　　目前，上海正大力推进的扶持符合条件的转制院所改革试点，并获得了国家科技部等国务院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目的在于重点加强公益性、行业共性等应用基础技术、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等研究开发与服务，以引领行业技术进步与发展。上海电缆所是上海市第一个获得正式批准实行“新型科研院所试点建设”的转制科研机构。

　　《上海国资》：上海电缆所打算如何进行这方面试点？

　　魏东：目前转制科研院所再回到事业单位的可能性很小。我们主要是考虑探索“一所两制”，尽管实践起来会困难重重，但如果不探索，不实践，就更没有机会。

　　探索“一所两制、双业并举”新模式

　　《上海国资》：这个“一所两制”具体指什么？

　　魏东：概括地说，就是“一所两制、双业并举”。即科研开发和科技服务与转化实行现代科研院所制度，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施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所本部实施现代科研院所制度，下属产业公司实施现代企业制度，使科技服务业与产品制造业并行发展。

　　要做到一所两制，还是相当难的。因为转制科研院所，虽然成为了企业，但不少仍存在转换不到位的问题。原有管理运营方式，特别是管理机制及组织功能体系的建设和相应能力的提高，仍需进行较大动作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完善。体制定位、决策机制、组织运行、考核方式、分配机制、激励措施等均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以及员工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积极性。

　　《上海国资》：变成“一所两制”，这个就容易解决了吗？

　　魏东：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希望有关部门强力推进国企改革，并作为首要工作来抓。

　　具体而言，我们在探索建立和完善董事会制度建设，也在研究探讨规模发展、新型资本结构、股权模式的可行性。目前我们要做的是“选择重点业务领域进行整合，研究探讨如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可行性”、“解决土地法定使用权等问题”。

　　央企前几年推行的EVA(Economic ValueAdded，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运利润减去投入资本的机会成本后的所得)考核，很不错。我们现在正把全面实行综合绩效考核作为长效机制加以制度化，在BSC(Balanced Score Card，平衡计分卡)绩效考核管理上，进一步完善关键性能指标(KPI)管理。同时将在全所范围内，建立系统的综合绩效考核制度并全面实行，特别是完善EVA考核在科技创新及经济中的运用，比如，如何平衡短期经济指标和长期创新投入的矛盾，在绩效指标选取和整体要求上对科技创新有所侧重和倾斜。将企业内各管理人员及实体的薪酬分配与科技创新、经济绩效有机衔接。

　　据上海有关部门一项调研统计，科技员工最希望解决的前三个问题是：公平的绩效评价、绩效工资、提供创新的便利。这也是我们要重点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