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13亿人口的中国现在最缺人

　　我们的劳动力到哪里去了

　　"刘易斯拐点"逼近、人口红利食尽，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人！归属感缺失、产业结构落后，用工荒非一日之寒

　　法治周末记者 肖 莎

　　“因员工回家过年，服务人员减少，给您用餐带来的不便请谅解。”2月12日(正月二十一)，北京市朝阳区一家餐馆里还贴着这样的提示，提示的落款日期是1月29日。

　　时间已不经意走过两周，这个用A4纸打印出来的提示显得有点油迹斑斑，但回乡过年的员工，尚未全部如期归来。

　　“实在没辙了，我前两天举着招聘的牌子跑到北京西站，看着年龄不大的，背着大包小包的小伙子小姑娘，就问人家愿不愿意当服务员，但人家想也没想就走了。”餐馆老板许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找工作，对于很多外出务工人员，似乎已经不是一件难事，就在北京市朝阳人才市场2月12日举办的招聘会上，来自安徽的朱梅还一脸放松地在各家企业的展台前犹豫，已经有好几家服装厂愿意要她，但她想再看看。

　　而在招工难这件事情上，许平并不孤独。因为始于东南沿海的用工荒现象，已经蔓延至北京，乃至河南、安徽等劳务输出地，只是东南沿海面临的状况要严重些。

　　2月12日，中小企业发达的温州。纺织厂老板吴伟在一个招聘会现场，趁着空当给在温州火车站招人的下属打电话，100多人的工厂，截至当日还有30多人未返回，他在电话中语速极快地指示下属：“态度一定要好，告诉人家我们工厂包吃包住，而且工资以外还有奖金。”

　　根据温州市经信委的监测数据显示，七成左右的重点企业有用工缺口。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现在缺的不仅是技工，普工也非常缺。温州火车站每天都有企业在抢人，只要是不傻不呆的都能要。

　　用工荒，近年来几乎已经成了春节过后各个企业面临的大考，而且这样的考验，越来越普遍。

　　“刘易斯拐点”逼近

　　“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在目前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下，用工荒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张车伟认为，从东南沿海蔓延至中西部地区的用工荒现象，跟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密切相关，这是出现用工荒的基础。

　　“虽然我国的劳动人口数量还在增加，但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的数量与国际相比大大减少。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进一步增强。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未能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相匹配，使得过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变得非常少，从而引发了用工荒。”张车伟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法教研室主任王向前也认同张车伟的观点，他认为我们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这使得年轻劳力大幅减少。

　　“而我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政策的实施，是影响劳动力需求的主要因素，当中西部发展加快，劳动力输出地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大，加上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保经济增速，我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大量放贷，房地产等行业快速发展，也增加了劳动力需求。”王向前说。

　　结合当前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王向前认为我国已经接近“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

　　张车伟认为，正是因为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变化，才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用工荒现象，但由于东南沿海之前主要靠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发展，一旦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工人选择性变多，东南沿海就变成了用工荒的重灾区。

　　打工者广州不是我的家

　　东南沿海曾是无数打工者发家致富的梦想之地。

　　河南小伙王东去广州打工已有十年，大都是在车间里做标准工。几年下来王东省吃俭用攒钱盖了新房、娶了媳妇。2012年，他最终决定留在河南老家。

　　正月十五，以前的老板给王东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回去上班，要是在几年前工作不好找的时候，王东肯定一口答应了，但那天王东说：“让我想想吧。”

　　王东明显能够感觉到电话那头老板的欲言又止，他也知道，这样的电话老板肯定不止打了一个。

　　温州老板吴伟也遭遇了很多次类似这样的拒绝。“以前是工厂少工人多，工厂挑工人；现在是工厂多工人少，工人挑工厂。没办法。”吴伟叹了口气。

　　王东说，其实离开广东，看似是主动的，背后也有被动的因素在。

　　王东想起第一年去广州的时候，找工作并不太容易，需要通过朋友介绍才有可能进厂，一个月可以拿1000元钱，只不过那时候在家里工作的可选性更低，顶多就是泥瓦工之类的脏活粗活，一个月也挣不到1000块钱，所以当时王东宁愿选择去广州，干相对轻松的活儿，赚相对多的钱。

　　“但现在很多公司都在河南开办了工厂，且河南和广东的工资水平又差不太多，而在河南的消费却比广东少很多，在河南工作每年还能省去不少的路费，从经济上来说比较划算，所以我愿意回来。”对于在哪儿打工比较好，王东心里有一笔清晰的经济账，这十年来，王东能清楚地感觉到家乡的变化、工资水平的提升以及在家和在广州工作待遇差别的缩小。

　　而如王向前所说，农民工可以选择在家工作，主要得益于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应政策的出台。

　　对王东来说，离开广州的一个最主要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广州不是我的家”。

　　“在广州我最多能挣5000块钱，而且要没日没夜的加班，但这跟两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相比算得了什么？更何况，我们没有广州户口，孩子上学都成问题，但天天把孩子搁家里不管我们也不放心。在广州出了什么事儿，当地人还很容易把责任往外地人头上扣。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平时生活挺郁闷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不得不离开广州。”王东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数人放弃广州、北京、浙江、福建等经济发达城市的工作机会回乡工作的原因和王东一样。

　　企业主技术升级资本转移

　　面对媒体上充斥的解决用工荒等字眼传递出的慌张感，张车伟告诉记者，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即用工荒的反面是失业潮，从这个意义上看，用工荒释放的是正面信息，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是在持续发展的，而且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增长，不断创造就业机会，用工荒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过程，也因此，用工荒就不能解决，只能缓解。

　　“所谓的缓解用工荒，是从企业的角度考虑的，是为了避免企业因工人短缺而倒闭，对经济造成冲击。”张车伟说。

　　张车伟认为，目前面临用工荒比较严重的企业，多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这和记者在调查中了解的情况基本一致。

　　“这也就逼着企业必须进行转型升级，抛弃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谋取利润的发展模式，通过创新等手段寻找市场附加值更高的经济活动，把落后的产业先进化，在利润增加的基础上，增加工资、提高福利等人性化的待遇才有可能实施。”张车伟说。

　　一般人认为，转型升级就意味着购买新设备、提高产业技术含量，不过浙江省诸暨市的纺织厂老板杨铁峰倒是提供了一个转型升级的新思路：在购买新设备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把企业的部分业务迁往安徽等劳动力相对充足的地方。

　　“转型升级有很多种方式，并非只有购买新设备这一种。”杨铁峰说。

　　杨铁峰的做法，王向前表示认同。他认为若企业无法继续在东南沿海进行产业升级，就应该考虑向中西部转移。在劳动力不流动的情况下，让资本动起来，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向中西部，在东南沿海一带发展技术密集型等高端产业，这也符合国家鼓励产业梯次转移的政策。如果一个企业即无法进行产业升级，又无法向中西部转移，企业就要面临被淘汰。

　　政府助力缓解用工荒

　　产业升级、把工厂迁往内地的事情吴伟也想过，他也愿意用更高的待遇留住工人，但这些都需要钱，纺织业的利润本来就很薄，近两年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利润就更薄了，若更换设备、提高技术含量，会使得成本越来越高，在从银行贷不到款的前提下，小厂子根本负担不起转型升级的费用，只能是目前维持工厂运转的状态。

　　周德文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大企业来说，转型升级相对容易，毕竟企业掌握着相对充足的资金，在贷款等融资方面也会较有便利。但在当前的环境下，温州很多中小企业，不是不想创新升级，而是很难做到，其中一个很大的障碍是融资难，这恐怕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金融制度上进一步改革。

　　“缓解企业当下面临的用工荒问题，地方政府除了通过信贷政策的调整帮助企业转型升级，还应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制定相应政策，让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到与本地人一样的社会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周德文说。

　　除此之外，张车伟认为面临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时候，政府还应该更好地起到劳动力供求匹配的作用。毕竟现在很多工厂招不到工，可能还存在信息不通畅的缘故，比如可能你有一份工作本来适合一个人，但是求职者不知道这份工作在哪，所以就可能即使有工作，也有合适的劳动力，但是不能实现很好的匹配，政府应该充分地做到匹配信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