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赴港生子的生育账本

　　深圳中介被判刑成“双非产子”分水岭

　　2月10日，内地中介徐莉因为违反入境条例和虚假陈述，被判处10个月的刑期。香港政府拿出了解决“双非产子”事态的态度，香港媒体把深圳中介受刑作为“双非产子”的分水岭，以前一直在试图紧缩的各项针对内地赴港产子的政策，现在有了判例依据。

　　内地赴港产子政策几经演变

　　2001年“庄丰源案”轰动一时。庄丰源的祖父是香港本地居民，父母则是汕尾人，1997年9月夫妻俩来香港生下孩子后回到汕尾，庄祖孙二人共同居住。法院和政府各执己见，最终，香港终审法院判庄丰源有居港权。庄丰源案后，实施判例法的香港有了为生产于香港本地的儿童的判例依据，而更重要的是“自由行”的开放，给邻近的深圳、珠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开设了方便之门。成本降低导致第一批产妇潮诞生。2004年去香港产子的费用有所提高。2005年香港医院管理局推出了“非符合资格人士香港生孩子费用”，有针对性地将赴港产子费用调至2万港元套餐，私立医院的收费也加了价。这样的价格调控，反而被内地父母视作香港各方对于“非资格人士”从默认走向了公开允许。据统计，2008年有2.5万名孕妇赴港产子，2011年的数字达到4.4万名左右。

　　香港为了控制孕妇数量做过一些政策调整。2007年，出台了非香港孕妇赴港在公立医院生子的中央预约制度等一系列新政。“非符合资格人士产科套餐服务收费”增至3.9万港元(经预约入院)和4.8万港元(未经预约入院)。这样的价格调控依然被内地解读为“合法化”依据，与此同时，内地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价格杠杆显然失去了力量。2009年10月8日，香港医管局发出“限制令”宣布，因港妇生育高峰为年底，10月9日至12月底，香港公立医院取消内地孕妇分娩床位预约服务。这样的做法反而给私立医院创造了更多机会，私立医院不受名额的限制，这样内地产妇去香港产子的费用增加到10万元甚至20万元，利益让很多私立医院和内地中介有了协议，使赴港产儿变成一条行业链。不过两个月时间，第一轮“限制令”就解封了，2010年元旦，香港医管局表示欢迎内地妈妈来香港生孩子。

　　2009年以后，“冲关”变成一个频频出现的词，内地孕妇已经接近临盆，过关到香港后，利用香港政府人道主义的一系列做法，让新生儿落地香港。2011年4月，香港医管局第二次发“限制令”，即日起到年底暂停公立医院接受内地孕妇分娩床位预约。经过这一次限制，内地中介和香港私立医院的合作更加紧密的一条龙服务，价格也提升到10万元以上。留给2012年的非港孕妇产子的名额是3.44万个，比2011年减少7%。这虽然是一个硬性数字，回到每个有生育需求的父母这里，不过就是要付出更高的价格，以及规划好生育时间，尽量避免在香港生育高峰的年底过去。

　　移民跳板 超生捷径

　　作为低税收地区，香港的福利、养老措施，和北美、澳大利亚等地是无法比拟的，可是大量的富裕起来的“60后”至“70后”，却愿意将香港作为改变家庭结构和实现将来移民的跳板。陈成的丈夫是深圳一家私企老板，陈成告诉记者：“没有开放自由行的时候，我的表姐夫先以资产自己得到了港籍，才让表姐去香港生了孩子。这笔支出当时不下350万元。获得港籍以后出国确实方便，所以一开放自由行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在开放自由行之前，美国更经常成为这些私企老板的生育户籍选择地，陈成说：“户籍放在香港主要是为以后做一个跳板，回来或者出去两不误。”

　　郭丽敏夫妻俩是“60后”学经济的博士。她和丈夫各自供职于北京大型国企，她说：“我完全是为了生二胎。”

　　郭丽敏说：“要是在内地生，我们俩铁定是被双双开除公职，罚款是次要的，但我先生的事业非常重要。”于是，她做了自我牺牲，从主流部门高管岗位主动离职，收入降低至原来的1/5，避免牵连丈夫，这样的成本付出，所在企业对她已经是非常照顾了。

　　内地上学 成本高昂

　　大部分家庭只是选择把孩子生在香港，回内地要付出高昂成本。“两个女儿在北京上同一所公立幼儿园，大女儿每月费用1000多元，二女儿4000多元，我的朋友上最便宜的国际幼儿园6000多元。”郭丽敏说，“上小学的择校费更高。”她算下来，二女儿如果在北京上到大学，全部费用至少在200万元。“我不希望孩子上国际学校。”她说，很多她的朋友的港籍或美籍子女选择国际学校，都觉得有问题。“除了英语好，整天就是玩，我们的学校里教书虽然死板，但却教很多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东西。我们是一个中国家庭，孩子的英文以后出国读几年也不会差。我有朋友的孩子从小自己在国外读书，20多岁再回北京工作，我没法接受那种观念。”

　　在港读幼儿园、小学的深圳家庭的孩子，这笔账似乎容易算得多。大部分孩子不可能在香港租房子由父母一方陪读，而是选择每日接送过关，香港学校的师资性价比确实很高，只要缴纳杂费就可以。对于这笔降低了的成本，另外的代价是内地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都必须放弃。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